朱普乐:毛时代的衣食住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6 次 更新时间:2014-10-01 11: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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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乐  

  

   写一写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却力难从心。如白头宫女说开元天宝之遗事,讹错乖张挂一漏万都在所难免。又想,仅记录自己知道的那些琐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治下,职工工资先是“供给制”,后为“工资分”。1956年实行“薪金制”。此后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资。以本人为例:1961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实习工资每月29元;一年后转正定级每月34元(后改为行政25级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两年以后)才开始第一次调资,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够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资一发,首先把全家的油盐柴米买齐,如此便已所剩无几,其它开销只能量力而行。单位一般都成立“储金会”,由财务人员主持经办。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每人扣存5元钱(各单位自行约定数额)。手头拮据时可以向“储金会”借款,下个月发工资必须扣还;不够再借。故此常有人一边领工资一边借款。捉襟见肘,窘境层出。

   亲友熟人间还有一种“凑份子”的“互助会”:约定每人每月交钱若干,轮流由其中一人所得(轮流顺序经协商或抽签而定)。目的是用来“办大事”。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吃过了。你呢?”——“吃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棕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

   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岔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

   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操娘日妈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坦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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