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良 :西美尔的女性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9 次 更新时间:2014-10-01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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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良  

马克思·韦伯的太太在回忆乔治·西美尔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看法:西美尔貌不惊人,略秃的头顶、一副学者式的眼镜,身材不高,确切的说是有些矮。然而西美尔有着异乎常人的个人魅力,只要和他接触过的人都难免不为他的个人气质所吸引。尤其,是那些富于知性的女性知识分子。

几乎一生徘徊于学术体制之外的西美尔是一个跨时代的异类。一方面,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他遭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的排挤,然而胡塞尔、马克思·韦伯这样的思想巨人却又对西美尔不吝褒奖之词,韦伯甚至为西美尔打抱不平而不惜与李凯尔特翻脸;另一方面,在那个男性绝对主导知识界的时代,西美尔的社会哲学吸引了大量的女性拥趸,并最终成为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的思想源头之一。

西美尔的身上有一种天生的暧昧气质。他几乎没有写过符合学院规范的论文,然而作为学术上的这一终生反抗,西美尔却几乎从没对学究似的八股文进行过批判;他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屡受排挤,却几乎从没纠缠于自己的这一身份;理论上,他早就从两性间的“调情”(即中译《卖弄风情的心理学》一文)中,探究到社会生活那种永远处于摇摆中的二元行为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生活中,他却醉心于这种“调情”,与自己的女弟子康特洛维奇纠缠不休,直至对方为他产下一私生子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学界韵事。于是,“暧昧”成了解读西美尔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在西美尔的所有文章中自始至终的感受到这种“暧昧”。“优雅中带着厌倦,暧昧中从不含混”,这是西美尔社会哲学最好的脚注。

为什么偏偏是“暧昧”?如果抛开传记学似的生平、心理还原,那么有理由认为,“暧昧”是西美尔把握“自我-世界”、“主观-客观”等西方理性主义二元对立的手段。恰恰是在“暧昧”中,西美尔形成了片断化的阐释现代性问题的独特风格。然而,在被建构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又只有“男-女”这一原初的对立关系摆脱了男性主导的建构话语权。于是,西美尔便把“暧昧”恰如其分的运用到对女性问题的分析,形成了西美尔特色的女性主义思想。虽然,较之今天的女性主义,西美尔的“暧昧”反而成了不彻底,但在我看来,如果有些时候,人们需要从激进女性主义向温和女性主义回归,那么西美尔的“暧昧”正是最好的源头。做为男性的西美尔,他的康德主义情结,他的优雅和敏感,以及从未受到父权压迫的成长背景,都令他在研究女性问题时,没有选择后来女性主义研究所流行的“肉身造反”的逆向思维。这一点,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自我反思,很可能是弥足珍贵的。

写于1902年的《女性文化》一文,在今天看来可能是西美尔不够彻底的女性主义代表。但正是通过这篇文章,西美尔以其男性少见的敏感和直觉,准确的把握了当时尚未到来的女性文化可能的立足点——女性有别于男性的心灵直觉、观察视角。西美尔以艺术创作和医疗行业为例,不厌其烦的描述他所观察到的女性在同一工作上有别于男性的行为。这似乎是一种流于表面的考察,但这恰恰显露出西美尔的独特。通过这篇文章,西美尔并不打算通过姿态性的声援,来主张当时女性争取权利和生活条件上的改善。相反,西美尔批判的正是这种只注重“男人有,女人也要有”的平等主义女性运动。这种平等主义,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更深层次的表现,即女人的权利要求永远依赖于男性已经获得的权利。而西美尔感兴趣的女性主义,其实远远超出了“维权”的层面,而进入了文化视野。他反复的通过对常识观察的描述,来强调他主张的“女性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西美尔看来是不需要被抹平,也绝对不能抹平的!这种差异为可能的女性文化奠定了它未来的合法性基础——男人无论如何也做不了的事。关于女性文化,西美尔最终还是以他的“暧昧”做了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它们终将在历史的现实中借助完全本能的、从非逻辑的灵魂深处涌现的感觉爆发出来。

如果说《女性文化》一文是为西美尔所预见的女性文化的到来所作的宣言,那么写于此文之前的一系列关于女性的社会研究文章,则可以视为西美尔逐步校正男性社会视角看待女性社会问题的偏见之努力了。发表于1892年的《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现象》便是其中的代表。

选择对女性卖淫现象进行分析,在当时来看似乎是时尚的吸引眼球,但更进一步来看,对一种古老的、习以为常的、绝大多数人可以不假思索的做出伦理评判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是颠覆传统思维定式的绝好题材。而女性主义所要改变的,终究就是人类社会渗入骨髓的男性思维支配,打破这种支配,从最少争议的问题扭转,事后看来简直是西美尔天才的独具匠心!一个社会对卖淫问题的讳疾忌医,社会个体中对卖淫者普遍的伦理唾弃或者人道关怀,都不可能触及女性卖淫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

“卖淫是性成熟的要求同婚姻最低年龄的要求相冲突的结果,其悲剧不能取消,只能有所减弱,因为人们不再将这种悲剧的牺牲品看作个人过错的主体,而是看作社会过错的客体。”西美尔暧昧过后的清晰有力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通过对卖淫这一社会现象层层的剥茧抽丝,西美尔最终把卖淫问题交还给社会,唤醒每个人在做出伦理上的条件反射前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彻底打破了男性思维主导下的社会伦理观念强加给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女性主义思想发微于抽象而普遍的一般结论,是西美尔女性主义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西美尔的女性主义和他的社会哲学无法分割的内在关联。

与之对应的,通过女性话题的分析,得出超出单纯女性问题的社会交往中普遍困境的结论,是西美尔做为社会哲学大师最为令人着迷的本领。在那篇堪称学术小品文巅峰之作的《卖弄风情的心理学》中,西美尔最为完美的展现了他的这一魅力。

西美尔论述到,“只要愿望的对象是一个女人,愿望的主体是一个男人,这种愿望就超出了‘喜欢’这种独特的心灵事实。之所以拥有或没有导致我们的喜悦或痛苦,渴望或忧虑,乃因为这种喜欢是拥有或没有的源泉。”熟悉罗兰·巴特的人一定会觉得,西美尔的这句话像极了巴特《恋人絮语》中的句式。西美尔把两性关系中最为暧昧、最难以用言语表达清楚的“调情”做了如此不失优雅的解读,目的是引出在调情中,在场的双方“欲拒还迎”的心理本能,从而最终深掘出人类社会交往中不可避免的“拥有或没有”的摇摆二元性。

文章的最后,西美尔再一次用他叔本华式的悲观对由“调情”引发的人类交往困境做了一翻总结:(人类交往摇摆的二元性)这种形式正是在两性关系中得到了最典型和最完美的体现,而这种关系自身已经将生活中或许最黑暗和最具悲剧性的关系,隐藏在生活最令人陶醉和最魅力四射的(调情)形式背后。

把西美尔归类为某一种社会学者是狭隘的。但就女性主义而言,今日主流的女性主义已经有些激进的“男性化”了,较之西美尔,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女性主义在西美尔那里还是“女性的”,而到了今天,反而激进的有些“男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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