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若水:反抗符号:山寨消费与消费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4-09-28 22: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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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若水  

    

   【内容提要】 现有的社会理论多在生产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对消费社会的不平等与抗争行为难以提供有效的解释。基于中国迈向消费社会过程中的山寨现象,从全球消费社会的结构性背景以及消费政治与生活政治的阶级斗争逻辑出发,分析了底层消费者反抗魅力意识形态和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实践,对新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不平等到符号不平等的理论演化进行了进一步讨论,提出反抗符号霸权是山寨消费的核心。新的社会不平等需要从消费政治角度出发理解,底层消费群体的山寨消费是全球化消费结构转变过程中符号神化与去魅过程的深刻体现。

   【关 键 词】消费社会/消费不平等/山寨消费/反抗符号霸权/消费政治/生活政治

    

   一、消费社会中的反抗者

   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可能是全球化进程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一,但理论解释的滞后性,使得生产社会中形成的各种理论依然影响着人们对消费社会诸种现象与问题的认知。正因如此,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进一步继承马克思理论力量的理论家将解放的潜在支点放置在了“现实社会”以外,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力图通过自然革命和艺术革命恢复人作为革命主体的新感受力,霍乃特更是提出承认理论来表达社会不平等带来的人的权利问题,但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所言,“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1]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对不平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问题有着最为清醒的认识,在出版法文版《资本论》时,出版商认为他们或许应该出一个缩写本,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出版《资本论》,马克思就此与出版商进行了谈判。他知道,工人不读书,即便是读了《资本论》,大部分人也不会明白黑格尔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大可能全部看懂他的所有论证[2]。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之间距离的清醒认识,并不是对理论本身所具有力量的否认,而是对理论在认识和指导不平等时实践感的清醒认识。遗憾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似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回到理论自身的空间之中,与资本主义全面占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异化的生活实践之间联系逐渐切断。直到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理论家才以“马克思回来了吗?”为题重估马克思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3]。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革命的梦想破灭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阵地,在西方社会学界颇具影响的以伊万·赛列尼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与以麦克·布洛维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两大学术派别是这一发展的典型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在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达成共识,因此都从社会学诞生之时的古典理论家那里汲取精髓、展开对话。不过,在研究的路向上,二者却有着极大的区别,“新古典社会学”似乎更注重自上而下的思路,首要的问题是当传统的资产阶级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后,要依靠谁来建设一个市场社会。他们的答案则倾向于知识阶层是资本家的有效替代,文化资本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将研究的重点置放在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身上,研究市场转型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成为转型的动力[4]。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进一步从充满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的革命向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转变,使得过去在工人阶级中沉默的消费话题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底层群体的消费研究延续了1964年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成立以来的文化批判精神,将文化置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中加以研究,力图揭示各种文化形式是如何用来巩固社会控制以及解剖人们如何对此控制加以抵制和抗争。在伯明翰学派的关注中,“抵抗”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核心关键词的地位,特别是青年亚文化被作为一种体现代际间不平等关系的反抗存在,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抗成为其核心。默多克将青年还原到各自的阶级领域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观察青年的消费行为,针对特定青少年团体的各种休闲模式与风格展开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休闲、消费并非一种自在的、远离意识形态的行为,而是社会结构和冲突的突出表征,一言以蔽之,消费同样深深地嵌入意识形态和权力之中[5]。佩鲁在分析嘻哈文化(hip hop)的美学与政治维度时,同样提出嘻哈通过给社区成员提供一种文化性的体认而得以兴盛,也因对美国文化中白人文化霸权的反对而不断产生权力感和自主意识[6]。伯明翰学派肯定,没有预料到,市场迅速将这种规训与抵抗的逻辑扩展到全球范围,消费社会中体现出来的全球不平等与冲突在范围上大大延展,抵抗的参与者也大大超出青年群体,而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纳入其中[7]。遗憾的是,这种从阶级角度来审视消费的洞见很快就被消费主义本身所夷平,消费在当代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中立性的社会行为。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消费现象是认识中国社会与权力结构的重要载体,而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实证分析和现象的解释,比较缺乏理论的建构,在理解中国的消费问题上比较依赖西方传统理论[8]。对中国社会中的消费现象与问题缺乏针对性的解释,对正在兴起的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消费跟随者(followers)更是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消费的权力属性被大为忽略,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做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9]。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消费的符号竞争在全球维度上得到扩展,随之而来的地位消费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动态演进和追逐过程[10],时尚替代率大为加速,炫耀性消费中的势利者(snobs)群体与跟随者(followers)群体互相促动,推动炫耀性消费的不断升级[11]。然而,将消费社会的观察范式转换到中国时空之中时,可以发现,当说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之时,中国也就成为工人阶级分析的主阵地,而当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时,消费主义就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新核心。不过,除了数量巨大的消费社会跟随者(followers),在全球消费的不平等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反抗者(rebels),山寨正是展示消费社会阶级压迫与抗争的绝佳实践。

    

   二、从反抗价值剥削到反抗符号剥削

   面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权力不平等,对马克思理论扬弃的最典型代表可谓非布希亚莫属。布希亚延续了马克思商品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但对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社会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生产之镜》给予系统的批评,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并非“一般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权力关系揭示的不足,而是因为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更多的是以商品的生产为核心展开的,他用“生产”说明一切,把生产想象为一面镜子,社会、历史和人都反映在这面镜子当中[12]。但今天已经进入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这一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已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观不能分析消费这一对当代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现象,而且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解释力,这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代社会解释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种逻辑下,也就不难理解布希亚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继承性批判之后,对自己提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自我革命,那就是虽然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对符号的追逐与迷失构成了社会权力运行的最基本场景,但符号价值的出现不单纯是《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知识、良心、道德、感情和艺术等文化现象的商品化,它更意味着所有的社会价值都在符号系统的霸权下转化为交换/符号价值,因而它包含了比剥削更微妙、更全面的控制。布希亚在《恶之透明》中提出当代消费社会在符号系统的统治下,价值不再有任何参照甚至价值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某种流行病般的价值、某种病态转移的价值,是价值的随意性增殖和扩散。不过,布希亚在西方社会中很难找到结构性展现统治形式从经济剥削向符号控制的转变过程,更难以观察到在“模仿秩序”下对符号的反抗实践,他对大众文化革命和总体革命的判断更多地倾向于“破坏性的超模仿、破坏性的超顺应”或者“在模仿中抵抗”[13]。

   延续布希亚的思路来认识消费社会变迁的逻辑,则可发现2009年以来,在中国出现并汹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山寨消费并非简单的知识产权盗用或者品牌模仿那样简单,而是底层大众在面对消费霸权时的一种“模仿中抵抗”的消费政治策略。由于西方社会中很难找到相应的经验材料,所以绝大多数研究都简单地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即使借鉴布希亚本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也很难将中国消费经验与全球消费社会结合起来,使得这种批判某种程度上恰恰变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意识重写。

   从全球消费的角度来看,完全不同于生产社会甚至传统消费社会的“新的非物质化的符号、形象和符码所控制的新型消费社会”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入,我们的社会是被大量符号所控制的社会,因而也是彻底异化的社会,山寨消费是出于全球消费社会生产和消费底层对符号霸权反抗的一种天然反映,使得布希亚在理论上构想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得以在现实经验层面真切展现出来,对山寨现象社会科学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反思中国迈向消费社会的理论转型,而且将大大推进消费社会中不平等问题的认识,提升社会理论对当代消费社会的认识与批判能力。

   (一)对消费社会中阶级的发现

   消费主义的全面扩展似乎夷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分析力,然而著名历史学家Crazia和Lizabeth Cohen感叹,我们缺少的正是不平等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即其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的联系。科恩提出亚文化“抵抗”的理论,用以“表明亚文化冲突与一般社会冲突的根本区别,这种冲突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亚文化青年在想象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方式”[14]。但是,这样的视角都大大局限于生产社会的不平等逻辑,没有注意到中产背后隐藏的社会不平等困局。现实的状况是,社会分层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加速,中产阶级的数量激增,被精英拒之于高高筑起的围墙之外,不愿与“草根”阶层等同的尴尬局面之中,所以就急于建构自己的生存体系,而走文化路线无疑是最保险而又便捷的渠道[15],树立反垄断、反中心、反权威、反主流、反规则的态度。问题在于除了极少数和极边缘的例外,大众无法也未曾生产出自己的物质商品或文化商品[16],导致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毕恭毕敬又处处捉襟见肘的尴尬。中国山寨消费的形成正是具有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成为影响和主导“草根”群体的消费榜样,生产出反符号霸权的另类消费模式,并引发庞大规模“山民”的形成,山寨消费从根本来看是全球消费中的底层反抗方式[17]。

   山寨消费者这样表述他们的消费立场:“原来有一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现在有时候又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山寨。其实中国人蛮可怜的,永远想学别人,却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被别人看不起。山寨特别像《水浒》,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我还造反了呢!造反的时候就明白,什么那些奉天承运都是假的,什么名牌大牌也是假的。皇帝是老百姓供起来的,名牌也是老百姓抬起来的,大部分也是中国制造呢。”(SZFX-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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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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