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1 次 更新时间:2014-09-27 13: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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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一

   正如哈佛大学学者威尔茨(Cheryl B. Welch)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思想最为惊奇的变化之一是对托克维尔著述的重新关注,并且这一现象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然没有减退的迹象。 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在中国默默无闻的托克维尔竟然于2013年一夜成名,长期几乎无人问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高层领导的推介而成为畅销书,学界媒体一时间竞相谈论托克维尔。今天,这股在商业和媒体炒作推动下形成的托克维尔热显然已经退潮,不过托克维尔此次中国之旅可能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很多中国人应该发现,这个法国人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关于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写下的文字对于理解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竟然会有高度的相关性,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启示。归根结底,今天西方和中国之所以同样会被托克维尔吸引,那是因为包括西方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仍然处在被托克维尔视为天定命运的民主的挑战之中。对于今天已经非常成熟却又困难重重的西方民主而言,他对其时代方兴未艾的民主的观察和预见依然切中要害,而即使把它们运用于初步成型的中国民主社会也有显著的说服力。至于他对拥有漫长集权传统的古老法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及其革命命运的剖析,背负着相近的历史传统和面临类似的政治民主转型挑战的中国人更加心有戚戚。

   托克维尔今天已享誉世界,然而他曾一度在西方包括在其祖国法国被忽视甚至几乎遗忘。虽然《民主在美国》 (1835、1840)【本文采用的《民主在美国》版本为: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 ed. Edouardo Nolla.Paris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0. 2 volumes.以下简称DA,标明卷数和页码,在文中夹注。该版本包含了托克维尔的大量草稿,这些草稿对于理解其思想非常重要。】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出版后为托克维尔在美国、法国和英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但在其逝世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上半期,尽管他的著作仍然在美国和法国断续再版并且也不时被学者讨论和引用,但他逐渐淡出了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视线。雷蒙·阿隆提到在五十年代之前的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很少有人会读托克维尔,美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谈到他三十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托克维尔。 二战以后,托克维尔的影响在美国继而在法国不断上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纷纷借助其著述来阐释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阿隆在1979年发表论文宣告托克维尔“被重新发现”。 其后,这一“发现”加速进行,不断有关于托克维尔的论著问世,2005年是托克维尔诞辰两百周年,在法国、美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波兰、加拿大、阿根廷、日本等地举行的庆祝和研讨见证了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而近几年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于理解欧美之外的地区的民主进程的意义——托克维尔在其世界之旅中取道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者们对这一“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现象本身也感到好奇,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所折射出来的西方政治和思想的变迁。 今天,可以说,托克维尔已经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等学科被追认为伟大作者乃至奠基人, 其作品也成被视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他也进入了公众视野,不时出现于美国总统等政治人物的言谈中。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见证了一个托克维尔时刻的到来。

   二

   托克维尔声誉的衰荣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和民主发展的见证。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期托克维尔在美国和法国遭到的冷落可以归结于类似的原因。在美国,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城市化、中央集权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托克维尔所勾勒的乡镇气息浓重,被身份平等、地方分权和公民政治生活所主导的美国似乎就要成为明日黄花。同一时期,法国则困扰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宣告的平等大势与当时法国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看起来背道而驰。

   人们可能认为,一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世界战争对自由主义构成了生死攸关的挑战,因此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此时被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正是在这一挑战中,自称为“新自由派”的托克维尔的思想开始彰显其意义。在希特勒挑起二次大战前不久,流亡英国的德裔犹太学者迈耶(Jacob Peter Mayer)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托克维尔的思想有助于理解极权主义。他于1939年出版了题为《大众时代的先知》的托克维尔传记。在这本在托克维尔发现史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小书中,迈耶把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下卷中描绘的在平等时代可能出现的家长制国家视为二十世纪法西斯国家的原型。

   托克维尔正是以极权主义先知的形象进入了冷战时代。二战之后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西方的自由民主笼罩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前途未卜,这时候托克维尔的思想却开始倍受青睐。人们发现托克维尔已经在一百年前“预言了”二战的世界格局——曾经预言了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似乎是现代社会难得的先知。在《民主在美国》上卷末尾,他耸人听闻地宣告美国和俄国有一天将会在天意的隐秘意图的召唤下各自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前者以自由的行动为手段,后者诉诸奴役(DA,I,314)。在下卷的末尾,他以这句话结束全书:“我们今天的各民族不可能在其内部阻止身份变得平等,但是平等将它们带向奴役还是自由,光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不幸,这取决于它们自己。”(DA,II,282.)托克维尔在宣告了平等的必然性的同时指出平等既可能与自由结合又可能成为通往奴役之路,二战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峙俨然呈现了平等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命运。因此,托克维尔为战后的冷战自由主义提供了灵感。

   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而哈耶克则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思想家之一。然而,伯林和哈耶克均没有重视托克维尔对个体主义和现代个体自由的批评。他们很大程度上仅仅把托克维尔作为马克思的对立面来理解。无疑,托克维尔在二战后的被发现是西方政界和思想界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需要。因此,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确实打上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痕迹,而1990年前后东欧及苏联的剧变也被解释为托克维尔对于马克思的彻底胜利。 然而,仅仅从意识形态或者仅仅以自由主义vs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托克维尔都是对其思想的一种化约和简化,因而也是一种扭曲。如果只是把托克维尔视为个人自由和自由民主的提倡者,那就忽视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和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困难的深入思考,我们也因此无法理解近年来西方人在面临“民主的危机”时何以依然从托克维尔那里寻求思想资源。颇为吊诡的是,自西方人在1989年高唱民主凯歌和历史终结后还不到二十年,他们又忧心忡忡地开始谈论“民主的危机”, 而这时他们发现托克维尔早已预见和诊断了这一危机。 托克维尔指出,现代民主隐含某种内在的非政治倾向,它与平等的集权趋势结合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一判断切中了当下的西方民主所遭遇的困难。民主在其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的时候也暴露了其脆弱之处,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过于成功而有可能走向自我瓦解。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法律当中缺乏绝对的善(DA,I,14),那么民主的政府和法律也不例外,并且“每个政府在其自身中蕴含了一个与其存在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缺陷。”(DA,I,108)因此,当下之所以是托克维尔时刻,并非因为他的预言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相关性,也不在于他被冠以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或政治思想家等类似标签而标示出某种时髦的学术意义,而是由于发展到今天的民主已经充分地呈现了他所考察过的、与民主原则交织在一起的力量和虚弱。我们仍需要和托克维尔一起思考民主的魅力和艰难。

   三

   我们可以首先在阿隆对托克维尔的发现特别是他对马克思、孔德、托克维尔思想的比较中理解托克维尔时刻的内涵。在阿隆看来,相比于差不多同时代并且同样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孔德和马克思,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三方面的原创性:首先他把民主或者说身份平等而不是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其次,他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可能。最后,他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并不从属于经济。 阿隆在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的同时指出他和孟德斯鸠同样属于政治哲学传统。二战以后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或至少是缓解了十九世纪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欧与美国社会日趋接近,被社会平等和资产者化的趋势推动。 虽然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宣告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以及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与二战后的西方社会现实相去甚远。从阿隆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他对政治的贬低也使他拒绝认为政治干预可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甚至推动社会平等。冷战的对垒尤其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的自由或者奴役取决于人们的政治努力,而非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的后果——这正是托克维尔的政治关切的核心所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有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对峙了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与斯密的意识形态之争,而超越的思想资源来自托克维尔。 马克思和斯密试图通过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和革命吸收乃至消解政治,而托克维尔自始至终都高扬政治在人类事务中的主导性,所以从马克思、斯密向托克维尔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自身逐渐受到重视。无独有偶,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场从马克思到托克维尔的决定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是用革命的政治阐释取代革命的社会解释。 “政治”的托克维尔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要人物并非偶然。可以说,托克维尔时刻的首要内涵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平等的强大动力以及政治民主的创造自由的价值。

   在阿隆的阐释里,托克维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民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虽然他也批评托克维尔没有注意到从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性,认为他并未充分关注民主社会中的不平等的消极后果,但他主要呈现的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平等与政治的建构性意义的论述,而对于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消极面则较为忽视。阿隆尤其没有认识到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趋势和非政治化倾向的解释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在阿隆所处的时代结构主义仍然很活跃,并且左右尖锐对立的法国社会依然高度政治化。 更重要的是,阿隆的政治科学的重心是社会和政体当中的结构性因素,较为忽视政治的超验维度以及政治与心灵的关联。 因此,《民主在美国》特别是其第二卷对民主时代的个体和心灵的剖析并没有得到阿隆的重视,然而恰恰是这一剖析切中了当下民主问题的要害。事实上,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民主的最大问题和潜在危机在于民主心灵因为个体主义而造成的民主个人的内在封闭以及彼此间的孤立,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主社会的非政治倾向和专制可能。这是托克维尔时刻的第二个重要内涵。

美国社会学学者大卫·里斯曼可能是战后最早在战后借助托克维尔来考察现代心灵的学者。在其于1950年出版的名著《孤独的人群:关于变化中的美国性格的考察》中,他参照托克维尔对十九世纪美国人性格特征的观察指出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人的性格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遵循内在价值、信念和目标的内在引导型(inner-directed)性格转变为注重取悦他人、从众性的他人引导型性格。后者以消费者立场审视评估政治而非以前者的道德化姿态积极介入,总体上而言对政治较为漠然。里斯曼认为他人引导性性格所体现的因循主义(conformism)会抑制美国人的自主性(autonomy),导致个体性格的软弱和缺乏创造性以及政治活力的缺失。 里斯曼的学生桑内特则认为应该颠倒他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和西方人事实上从某种他人引导型性格转向了内在引导性性格,但在这种自我吸纳(self-absoption)的过程中个体其实并不明白他的内在性究竟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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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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