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雯:族群冲突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发展及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1 次 更新时间:2014-09-27 10: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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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纷纷爆发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时至今日,族群冲突仍是全球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形成了一股离心力,威胁着多族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这一现象也对学界提出挑战,两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是什么引发族群冲突?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很多学者都作出过不同解释,本文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回顾,梳理族群冲突理论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脉络,并对几个主要理论流派的基本假设、观点进行概括和对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这几个理论流派的贡献和局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空间。

   概念的混淆经常成为研究的障碍。在进行深入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关注的是族群民族主义以及族群冲突,而不是“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 nation-state)。前者指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某一族群的民族主义。而后者则指国家领导下的,在主权领土范围内构建的统一民族认同。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对国家民族主义构成挑战,并助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

   一、现代论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并没有成功预见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族群冲突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一大批殖民地国家开始以主权国家的姿态走上世界舞台。其中,很多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multiethnic country),在这些国家内部如何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是摆在很多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一时间,“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成了政治家口中以及政治学学者文章中最时髦的词汇。

   对于民族建设的前景,很多学者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先进通讯手段的普及,人们将逐步摆脱对于传统部族的依赖,融入现代社会。这种生活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人们对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旦族群认同消失,那么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间的武装冲突也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在现代论的阵营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着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1953年首次出版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中,他写道:“(我)发现,决定民族融和或是分化的关键因素是彻底的社会动员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工业、城镇的发展,以及读写能力的普及和大众交流的增加。这些社会动员过程中的趋势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构建的势头(national trends)是前进还是倒退。”①在多伊奇看来,现代化的进程加大了人口的流动和社会交流的必要,如果社会交流可以顺利进行,那么最终会导致不同族群的同化与融和。

   对于族群(ethnic group)的融合和民族(nation)的产生,英国学者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持相似立场。他认为,民族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产生。工业化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社会分工不断变化,因此,人们必须有能力和不同的劳动伙伴进行交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有效地协同合作。于是,标准化的教育就成了现代工业社会运转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标准化教育的出现也意味着高层文化(high culture)将逐渐取代低层文化(low culture),传统社会里不同群体相互隔绝的状态也将被打破。②而所谓的民族,就是一个具有高层文化的社会。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族群冲突的集中爆发对现代论提出了挑战。尽管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也有所增加,但这种交流并没有减少族群间的差异,反而激化了矛盾。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1964年在新加坡爆发的种族骚乱最终导致了新加坡的被迫独立。1969年,马来西亚再次发生排华暴乱。面对族群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很多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国内的族群关系。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就于1970年出版了一本极具争议的书--《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一开篇,马哈蒂尔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马来西亚从未有过真正的种族和谐,有的只是忍耐。

   不仅是政治家,政治学学者也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现代论没能预见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什么在这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里,民族建设的进程饱受挫折?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论的提出者往往从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力图从中提炼出某些可以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并以此解释和预测其他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做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欧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工业革命的发生,主权国家间的战争,等等。然而这些历史进程并没有在西欧以外的国家完全展开。以西欧历史经验为导向,力图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做法必然将研究引入错误的结论。④

   二、原生论

   随着现实世界里族群冲突的日益尖锐化,现代论的缺陷也暴露无遗。作为对现实挑战的回应,一个新的理论派别在学界逐渐兴起,这就是原生论(primordialism)。现代论认为,人们的族群认同会因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原生论者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族性(ethnicity)是远古的、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对族群的认同是一种基于血缘纽带的原生情感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s),它不会轻易在现代社会中改变或者消失。

   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是原生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不仅是新兴国家,即便是已经经历了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依然面临着族群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困扰。康纳认为,大多数西欧国家都不是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点上,人们的常识存在着严重的错误。⑤很多人引用美国作为族群融合的成功案例,以论证人们可以轻易地将他们对族群的认同转移到国家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上。然而,美国的“大熔炉”称号名过其实。事实上,很多族群仍保留着自己的特征。⑥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指出,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关心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事物,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通过与人们的原生情感产生共鸣,来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⑦

   对于现代论的失败,康纳也给出了解释。康纳认为,之前的理论研究过多地受到德国和日本两个案例的影响,很多人正是从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中,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⑧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为国家所用。⑨但是,日本和德国恰恰是为数不多的单一民族国家,在构建民族认同上具有先天优势。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普遍存在多个民族,要在这些国家构建和主权国家相匹配的民族认同,实际上并不是在借助已有的民族主义力量,而是在试图征服存在于国家内部的多股民族主义。如果看到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族建设”会遭受到如此强大的阻力了。

   那么,原生论者指出的“原生的情感依附”究竟从何而来呢?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语言、习俗、种族、宗教和其他“文化给定”(cultural givens)造就了人们的原生情感。对于一个人来说,血缘、语言、习俗等具有“不可言状的、有的时候使人无法抗拒的强制性”。⑩在族群内部,即便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没有特别的好感,仅仅知道两人具有相同的血缘,情感依附也可以由此产生。(11)

   族群冲突、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流血牺牲,但受原生情感驱动,个人经常会为族群利益而牺牲小我。康纳就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动物(rational animal),而是民族动物(national animal)。他认为,民族主义超出了理性可以解释的范围。他这样写道:“正如夏多布里昂在两百年前所说的:‘人们不会允许自己为他们的利益而被杀死;但他们允许自己为他们强烈的情感而被杀死。’换句话说,人们不会因为理性的东西而自愿去死。”(12)对于原生论者来说,激发个人参与到族群冲突中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

   对于族群冲突中一些参与者展现出的狂热情感和极端行为,原生论似乎提供了某种解释。然而,在将族群间冲突归咎于“原生情感依附”的同时,原生论也将族群民族主义进一步神秘化。一方面,原生论否认了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族群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原生论并没有进一步剖析原生情感的产生过程。如果说血缘纽带是原生情感产生的基础,那么,在一个族群内,并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具有直接的血缘联系,族群的边界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原生论者并没有对类似的问题作出回应。相反,他们经常使用“无法解释的”(unaccountable)、(13)“不可言状的”(ineffable)(14)等词语来描述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原生论没有对族群冲突在某一时期内的集中爆发提供任何解释。原生论者多将族群冲突归咎于族群间的历史积怨和仇恨。(15)然而,如果仇恨长期存在,那么,为什么在某一时期内,族群冲突表现得更为严重,而在其他时期,不同族群却可以和平相处?换句话讲,历史积怨这个恒定的自变量(X),不能为族群冲突这个因变量(Y)的变化提供足够的解释。正如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所言,将族群冲突贴上“原生”的标签,看似解释了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仅仅是给它贴上标签而已。(16)

   时至今日,原生论已被严肃的学术研究所抛弃。尽管如此,原生论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一方面,大量针对族群冲突的非学术性写作仍在沿用部分原生论的观点。在分析族群冲突的成因时,“历史积怨和仇恨”已经成了很多政治家、记者经常采用的简易答案。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批判原生论的同时,却不自觉地采用了原生论的一些观点,这一现象在精英工具论的支持者中非常普遍。

   三、建构论

   原生论将族群认同的形成归因于血缘,这一答案并不令人信服。针对这个问题,另一个理论流派--建构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建构论认为,族性并不是远古的、与生俱来的,相反它是后天获得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和条件对民族和族群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7)人们的民族认同也好,族群认同也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界限,也并不像原生论者声称的那样清晰和固定。相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使人们的认同不断发生变化,民族之间的界限、族群之间的界限也随之重新划分。

   建构论者对民族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的解释。举例来说,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在其针对英国民族认同的研究中指出,1707~1837年间,英、法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对英国人民族认同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战争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通过一个敌对的“他者”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英国人”(Britons)这一身份认同逐渐形成。(18)

当然,影响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因素不仅仅有战争。查尔斯·赫斯曼(Charles Hirschman)的研究揭示,殖民时期英国统治者在马来西亚开展了人口普查,对族群认同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赫斯曼称,在填写调查表之前,很多被调查者的族群认同并不清晰,但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他们必须在诸多族群的选项中挑选一个,这一行为强化了被调查者的身份认同。但所谓的族群划分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相反,人为设计的选项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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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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