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自述:精神的流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6 次 更新时间:2014-09-26 20: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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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学等方面作为成份论的“阶级路线”,在五十年代已经开始,到红卫兵运动落潮后尚未结束。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招工、招生、入伍、入学、提干等方面无不是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轻本人才能。只不过老红卫兵的对联把血统论表达得更加露骨罢了。但老红卫兵的好景并不长,原因一是他们的盲动很容易过火,为政权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很快成为走资派,他们自己也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地位的突然变化,使他们很自然地转向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于是,以西纠、联动炮打中央文革被抓为标志,老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

   继老红卫兵之后,出现了造反派。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组压制,有的被打成反动学生、反革命。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些青年学生被解放。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他们成为毛泽东利用的第二梯队。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破四旧,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当时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由于造反中观点不一,权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匀,造反派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以致彼此间展开武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也成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为标志,这一批红卫兵也被赶出了政治舞台。

   自发的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红卫兵的名称还在。一度,红卫兵取代了共青团,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自各地革委会成立之后,政权已经从体制上修复。名为红卫兵的青少年组织已经不具有文革初期那种造反的性质了。

   现在,人们把红卫兵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主要是指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打老师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实,这种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并非红卫兵首创。如果说中国也产生过纳粹式的“冲锋队”,并非自文革始,自红卫兵始。红卫兵、造反派和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点仅仅在于,以前搞运动整人,破坏生产力的行为来自政权组织本身。而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一度为毛泽东所支持和利用,但他们的组织却具有自发性,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整错人的干部照样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场都很不妙。但也正因为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盲从的苦果,命运本身就促使他们选择怀疑。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怀疑之间的逻辑联系。

   造反作为一种破坏性思维和行为,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唾弃。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农民造反,曾被推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也已为历史学家所怀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因为历史上农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种奉命造反,是为扞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造反。这种造反本身就是一种被利用,虽然造反过程也有自身的利益冲动。现代的怀疑精神与造反这种定于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同,它是要从一元走向多元,从舆论一律走向百家争鸣,从你死我活走向相容并包。但从驯服与盲从到达怀疑与觉醒,造反恰恰成为这一代人中的觉醒者的精神过渡。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产生了这样几点值得注意的后果:

   一是政治信息的扩散打破了高层的神秘性。文革前流行的是驯服工具论,一切听从党安排。每个单位,对支部书记都崇拜。维持这种格局所依赖的乃是上智下愚,是民众对国家大事的不知情。比如三年灾荒,上面说是天灾,就以为是天灾,说是苏修刁难,就以为是苏修刁难。其实那几年风调雨顺,灾荒的真实原因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上面也不想让下面知道,老百姓受到宣传的蛊惑,也就信以为真。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当然有他的目的。但在此过程中,大量以往被严密封锁的信息,通过大字报、传单和红卫兵小报披露出来,使得人们了解到许多以往被掩盖的真相。人们之所以盲目崇拜大大小小的书记,是因为不了解他们的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他们就不再神圣。文革前期,大大小小的神破碎了,只剩下毛泽东一个神,八亿人只崇拜毛泽东一个人。从对大大小小书记的崇拜,到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崇拜,虽然都是崇拜,但毕竟是走出崇拜的一个中间环节。等到林彪沉沙折戟之后,毛泽东身上神圣的光圈也失去了。中国人丧失了近二十年的独立思考精神,从这时开始重新萌生。而当时老三届正处在求知欲最强的青年时代,他们经历了最狂热的崇拜,一旦崇拜崩溃,便渴望彻底的觉醒。

   二是命运的波折打破了信仰的盲目性完整性。对于在“一切听从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口号中走向社会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确实是听从党安排,毛主席召唤的。号召红卫兵造反的,不是别人,是毛泽东。明明是让天真单纯的青年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却要捧为革命闯将,冲垮了对手,又发现年青人也很碍事,于是兔死狗烹;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也是毛泽东。明明是出现了就业困难,却说成是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农村很容易,再想回城就得过五关斩六将了。现实是最好的教师。书本固然可以教人思考,现实更能让人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这一代人中出现了一批怀疑者,思考者,正是一种必然。

   三是体制外的经历使他们的性格中出现了难以磨灭的自发性。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是在盲目的热情中始被利用,终被抛弃,这都是事实。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文革中采取了天下大乱的办法,红卫兵、造反派,一度在体制外活动。在1966年秋到1967年,红卫兵、造反兵团一类的组织可以自发成立,小报可以随便办,用不着谁批准。虽然后来不少组织或报纸被中央文革点名,顷刻陷入灭顶之灾,但大量的自发组织和报刊毕竟活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是一段绝无仅有的体制相对失控的空隙。对于这一段体制失控的空隙,过去一直缺乏单独研究,而是把整个文革捆在一起。人们喜欢说时势造英雄。不错,狂热的年代是造就了打、砸、抢的流氓。但体制的相对失控,也造就社会自组织的萌芽。文革初期虽然只是相对的小失控,而且这些红卫兵小报和两报一刊基本上是一个调子,有独立思考内容的很少,但这种活动方式使得一部分青年有了体制外活动的体验,从而锻炼了一代人的自组织能力。与文革前十七年毕业的学生相比,文革中红卫兵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革前的教育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文革中却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一开始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跃跃欲试要接班,接着一大批原来不出名的青年人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这里面当然有幼稚、狂热、野心、权欲,但驯服工具论,螺丝钉精神,从此也永远地失去了魅力。现在,人们较多地注意这种变化造成的破坏性。但是,我要反问,文革前那种精神格局,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而下愚的古代有何根本区别?现代社会是大众知情、大众参与的社会。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进入这样一种现代格局。文革的发动者,未必真心愿意造就一个新格局,但事实上文革却成为旧格局崩溃的一个契机。

   上述几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现实对人的教育。因为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自洽性,青年人当然要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匮乏非但不会使这种寻找的冲动减弱,有时反而使这种冲动更加强烈。越是禁书,人们越想读。在知青当中,官方规范之外的读书活动实际上一直不曾停止。

   当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化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思考的局限性。二十年国门的封闭,使我们无从了解当代世界的思想成果;传统的断裂,又使我们无从掌握民族文化的遗产。不论是中国的古代思想,还是西方的现代思想,我们都到了中年以后才有所接触。我们这一代的先觉者,即使做出挑战性的思考,所用的武器也往往仍然不超出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语言。能够追溯到欧洲近代人文主义文化,已经很不容易了。北京的一些知青接触到一些外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零星的。远远谈不上系统性。但不管怎么说,文革的经历促使我们这一代走向独立思考,毕竟是一个事实。五分加绵羊的教育模式,到我们这一代,划上了句号。

  

   上山下乡

   现在人们说起插队,大多都是忆苦的口吻。我要说当时是自愿去的,人们也许不信。当时,插队不是我最理想的选择。最理想的选择是参军。但参军要过政审体验两关。我的一个舅舅在台湾,政审关过不去。插队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当时自己年青,一方面迷信毛主席的号召不会有错,一方面确实不知道农村水深水浅,1968年底,主动报名到山西沁县插队。

   出发前,我和一些同学商量,我们不要乘车,徒步考察,走到目的地。当时,响应的同学有20多个。但还没有出发,一部分同学分进了工厂,另一部分同学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退出了长征队。最后,只剩下我和文重萍、杨小平三个人。文重萍比我高一年级,性格内向,但很有主见,也不怕吃苦。他父亲是个手艺很好的川菜厨师,不知哪一段经历被视为历史问题,所以虽然家境十分贫寒,仍不能享受工人阶级出身的待遇,没有当兵的资格。杨小平是干部子弟,父亲曾出使瑞典。他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当了校革委副主任。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所以参军也没份儿,只能和我们一起插队。

   我对走路并不发怵。大串连时从广州曾走到井冈山。这时虽然不兴串连了,但路上还是碰见了一队天津到山西插队的知青。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一名教师领队,组织比我们严密。我们三个人,倒像是散兵游勇,扛着一面红旗,背着简单的行李,每天大约步行7、80里。一路走,一路天南海北地聊,倒也浪漫。当时我满脑子理想主义,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路上走了26天,参观了平山县西柏坡和河北省的先进典型南滚龙沟,从冰上穿过了岗南水库,在路上还听到了武斗的枪声,后来又参观了大寨,尤其是见到了陈永贵、贾进财,和他们分别握了手,真觉得他们是心目中的英雄,对大寨体现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非常向往。托运到村里的箱子带着父亲送给我的一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对《创业史》等小说表现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也十分信服。但到了沁县农村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公社这条通向大同理想的金桥,却渐渐出现了裂缝。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不知为什么对知青有一种防范。掌权的是一批文革中上来的年青人,是县武装部扶植的民兵先进典型,为首者在县、社两级革命委员会中都有职务,权力意识极强,据说知青还没进村,就开了会,说北京一批黑帮子女要到农村夺权,要提高警惕。其实,我们村一起去的知青中干部子女很少,思想也比较正统,大多数人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说教都很相信,哪能有什么黑帮子女夺权之事?知青到了村里,除了干活,就是排演文艺节目。正好同学里既有擅长编导的,也有擅长表演的。几下子在县里就出了名。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向县里表功的法宝。不管农忙农闲,只要县里有事,一律停工排戏。虽然有的知青也有不同想法,但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谁又能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个不字呢?

   刚一到农村,确实想在广阔天地里在有作为。当时,《红旗》杂志介绍了某地“小评论”的经验,于是由我牵头,几个知青在村里也办了一个小评论的专栏。中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生活日用品十分短缺,农村就更加短缺。村里供销社有点什么紧俏商品,就开后门优先供应大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村里的小学教师十分不满,找到知青,我们就把这件事上了小评论。无权无势的社员纷纷称快,干部们不高兴,拿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想起来,这不过是舆论监督的小儿科而已。小学教师们有意见,他们也有文化,他们为什么不作小评论,而让知青出来说话?其实,他们是害怕打击报复。在中国,公开批评领导的,很少有好下场。知青是外来户,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北京见过大世面,才有胆子不把当地权贵放在眼里。

小评论办得正火,突然母亲来电报,说父亲病危。我父亲60年代初下放山东一年,得了肝炎,后来转为肝硬化。我插队之后不久,他也随机关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到那边没几个月,就病了。70年冬天我回北京探亲,也没见到他。他从干校来信,流露出要我在北京多呆几天的意思,实际上已经病了,正在申请回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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