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大华: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4-09-26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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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大华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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