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7 次 更新时间:2014-09-24 22:04:32

进入专题: 新儒家  

丁耘  

   现代新儒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

   儒家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旨趣与复杂历史面目的思想流派。它同传统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联,较之其他任何学派都更为密切。在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历史关头,儒家自然占据着争论的焦点。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段转变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就政治而言,革命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儒家与君主制本来就难以切割。近代儒门代表人物试图保全君主制的言论与行动,只能让儒家同君主制捆在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就社会而言,革命意味着破除儒家所引导的、作为君主制正当性资源的宗族制度——现代共和国当然难以同传统的宗族社会相互匹配。当其社会、政治基础都已丧失殆尽,儒家在思想文化上便难以维持下去。

   无论情感上接受与否,道咸以降,有识之士均能清醒看到这一时代巨变。集中了传统中国泰半精华的儒门子弟,自然更不例外。即令殉道殉君,也正是确知势无可挽之后的决绝之举。儒门本身对儒家的检讨反省,其痛切深沉,一如明末遗老之于阳明心学。面对现代转折自我变革的儒家,虽已不据学界主流,但血脉所传,自成一系,这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

   由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分殊,新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复杂的分化。清末保守派、维新派乃至革命派中都有旧学统中的大儒,其中多当时政界的风云人物,虽彼此攻讦不已,但均能依据对儒学的发挥引领不同政见,此项暂且不表。本文所谓新儒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主客地位已然颠倒,儒家已丧失引领政治思潮的权威之后出现的统绪。他们不是因传统教育而持先天立场之儒家,而是了解新学,出入中外,以平心权衡折冲中西高下之后,重归六经的儒家。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满清政权与君主制度的存亡,而是民国自身的政治危局:党派林立、军阀割据、中日关系、国共之争。

   虽然不必像清末儒家那样纠缠在君主制度与民族主义这些麻烦问题上,新儒家还是要面对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争论: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共和国?或者说,在宪政与党国之间,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如何评判?

   鼎革之际,新儒家门下精英多选择离开大陆,故一般将新儒家与海外及港台新儒家相混同。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儒家思潮复兴,亦自立为大陆新儒家,以与境外新儒家相区别。但也许两造都忽视了民国新儒家仍有宗师居于大陆,建元之后尚著述思考不辍。

   本文拟重新梳理新儒家之谱系如下:新儒家于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之后,其整体在建国前后分化,一支为境外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基本为熊门弟子,再加上钱穆、方东美等老一辈;另一支则为大陆新儒家,第一代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第二代则以近十年兴起的儒家人物为代表。大陆新儒家的代际之间,虽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不可否认梁熊等作为大陆第一代儒家的地位。不唯宁是,作为境外新儒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师长辈,他们在共和国建元之后的思考,更值得思想界的重视。大陆第二代新儒家与他们面对着同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尤其不应当绕开梁熊二位的思考去谈论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

   新儒家外王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撇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年的历程,现代中国从何谈起?

   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可以有这样几种态度:第一是既不承认其政统,更不承认其道统。于政治、文化全盘否认之。境外新儒家主流大体如此。大陆新儒家第二代中亦有此态度。第二种态度是将其政统作为给定的历史实际接受下来,但不承认其有独立之道统,效法历代儒家对待正统王朝的态度分辨道势、以道压君。大陆新儒家第二代的主流,例如所谓“政治儒学”之方案,即属此列。即使目前的“儒家社会主义”论调,也是将两造作为外在的东西相互结合的。第三种态度则是,正视新中国自有之道统,努力理解之,且把新老中国在道政二统上的联系视为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只能在第一代大陆新儒家中看到这种努力。

   由于儒家与革命政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直接冲突,要儒家严肃承认革命所建之国的正统性非常困难,遑论正视其后的道统。这既需要有一个足够展开现代中国政治及思想趋势的充分的历史过程,也需要直面实际不计俗议的大丈夫气概,更需要冷静全面地观察和客观深远地思考。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物确实不多,我们且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为例,简单地考察一下儒家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国的第三种态度,为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方向上的参考。

   梁漱溟与新中国

   与建国后在中共的建议下才去努力“接触实际”的一些纯学院派思想家不同,梁漱溟毕生的实践与思索本来就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之一。民国年间,他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即“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老中国的认识,见于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则主要是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在国共内战时期以民盟领袖身份的调停活动,而反映在著作上,则是《乡村建设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元之后,梁漱溟虽以参政建言的方式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但政治上的波折使他对新中国的旁观更多一些。这位在新中国生活了近40年(已略久于他在民国时期的生命)的老人因此获得了一个“认识新中国”的机会。这在著作上的主要体会则是文革期间草就的《中国——理性之国》以及建国初的《中国建国之路》。

   梁漱溟的思索和行动是贯通的。他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缘于他对老中国的认识。他对新中国——即使是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理想的“新中国”——的态度也取决于自己在老中国时期的认知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和总结的思想家,他对新中国政治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邃的考察。梁漱溟是一个极其自信而有骨气的人,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决非曲学阿世、有所贪求的一时狡狯之作,而是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历史存在的深沉思索。无论辩护、反省、批评与赞美,皆从廓然大公之直心流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之谓也。

   《中国建国之路》是认识新中国的政统之作,而《理性之国》则是论证新中国的道统,将之同老中国之道统积极联系起来的作品。这两部作品也是他1949年之前所关怀的问题的自然延伸。

   梁漱溟在民国年间孜孜奔走数十年者,只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为此必须检讨老中国的崩溃。老中国是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文化。与西洋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团体之地位弱于西方,家庭与天下的地位则强于西方。由于早熟的理性主要运用在生活伦理上,故既无科学技术传统亦无宗教组织传统;而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点则排除了社会阶级的存在。老中国自有其治道,拥有这些特点怡然自得,无往不适。但经与西洋文化全面接触,这些长处同时即是短处。最大的一个结果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国家。国家发育于团体生活,而必须以阶级社会为基础。

   “若特指其(指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指出近代西洋的长处有三点: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精神……现在……因我悟得德谟克拉西精神是团体生活的一种进步,不宜只提这一种进步,而忽置其根本团体生活……”(《乡村建设理论》)这里的团体,指超越家庭的共同体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阶级与国家。

   首先,撇开表述上的不准确,梁漱溟确实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见解,与此相比,熊牟一系的新儒家仍然纠缠在道体坎陷、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思路上。甚至直至今日,不少以西方研究为业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到家庭之上的“团体”(无论其为城邦、教会、阶级或者国家)之于西方远比所谓“民主”根本得多。团体其实也是梁漱溟所谓“个人”的另一方面,两者不可割裂。

   其次,梁漱溟对国家和阶级的看法大体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则与中国共产党完全相反。梁以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不是那种阶级社会,是以俄国式的革命(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参见《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最后,既然中西社会之差别主要在团体组织,而国家亦由此团体发育而来。那么建国事业,莫急于建立这样一个新组织。又因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式微的家庭,那么建立这样的组织就该在旧式家庭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入手,以新礼俗锻造新团体。此即梁氏乡建运动的根本关怀——通过乡村建设入手解决中国问题。

  

可以看到,在出发点与目标上,梁漱溟与老中国的那些革命者有共通之处,即建立新团体,进而建立新国家;但同时也有进一步的差异,即梁否认老中国社会有阶级,进而否定建立作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之必要。梁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和毛泽东的热烈辩论,症结就在这里。毛批评梁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阶级斗争;而梁则反驳毛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等等。

   历史为这场双方互不服输的辩论作了裁决。对中共的胜利建国,除国民党之外,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梁漱溟此类另有一套建国方略的人,但最慎重地加以思考与总结的也是他。1950~1951年之际,梁总结了中共之三大贡献:一则统一建国、树立国权;二则引进团体生活;三则“透出了人心”——即奋发向上的忘我精神。

   第一大贡献非常明显。第二大贡献实即能够建立主权国家的主要理由。梁的乡建乃至国民党的党建,何尝不是团体生活的努力,何以唯独中共成功了呢?这是给梁带来最大痛苦的地方——不仅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失败了,甚至他对老中国的认识可能也是错误的。而建设新中国之失败正因认识老中国的根本错误。在和毛的辩论中,他似乎是一败涂地了。

   但梁仍然坚持他对老中国以及中西差别的根本看法。在《建国之路》中,他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造就了准阶级(亦即原本无阶级),然后以一种近乎早期基督教的方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了团体生活。因为斗争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团体的力量。与此相比,试图代表全民因而丧失阶级基础的国民党失败了,试图通过礼乐(而非斗争)建立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也失败了。历史表明,中国的团体生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成功地建立起来,而这是作为儒家的梁漱溟明知而不肯为的。

   “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笔者按: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梁漱溟没有接着去思考这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团体是否一定缘于斗争?政治团体内部的伦理风气与其外在斗争的需要如何相辅相成?相反,他直接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基本伦理精神(人心)归诸中共无意所作的第三大贡献:

   “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道路,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道路,大致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不理会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件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团体生活所需的这个向上的、忘我的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本性。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本出于梁漱溟独得之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新儒家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279.html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