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伦理本体性:文学研究的真正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4-09-24 1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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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能性和契机既向作家也向读者敞开继续勇敢存在和更好更美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存,因而,这种可能性和契机既蕴含美的张力,更焕发真的力量和善的智慧。

   2.文学研究的基本视域

   当初步理解了文学的自身意味和丰富蕴含,文学研究的基本视域自然张开。根据文学的自身意味和丰富蕴含所展布的张力状态观之,文学研究的基本视域实际敞开为内涵视域和类型学视域两个维度。

   文学研究的内涵视域   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具体社会方式,它既是先验的,也是超验的,更是经验的。文学的先验性表征为文学体式;文学的超验性以作家将其作为具体的生活方式而得到呈现;文学的经验性却通过文学作品而敞开对读者的期许。由此先验性、超验性和经验性之三维朝向整合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基本视域。

   首先,文学的先验性蕴含为文学研究提出如下基本问题:

   第一,文学何以存在?换言之,人类为何需要文学?文学何以可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第二,文学体式的本质意蕴何以生成?具体地讲,文学心灵范式生成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文学心灵范式何以要由人类存在之自由意志、灵魂和生命激情三者构成?由此三者所构成的心灵范式与文学文体模型之间的生成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文学心灵范式何以生成文学文体模型?文学体式与文学内容、文学体式与文学形式、文学体式与康德所讲的"美是形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体式的内容是什么?文学体式的生成功能何在?

   第三,文学文体模型为何蕴含其神圣的目的性和人性逻辑?文学为何是神圣的?文学的神圣的目的性意味着什么?进而论之,文学的神圣的目的性与其人性逻辑之间的实质关联和本原性动力是什么?文学的逻辑为何只能是人性逻辑?而不是观念逻辑或事理逻辑?人性逻辑在什么层面上以及在哪些方面构成了文学的自身取向?人性逻辑可能在什么意义上构成文学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最终尺度?

   第四,作为文学的先验构架的文学体式--即文学心灵范式和文学文体模型与真、善、美之间有无内在关联性?如果是有,生成这种内在关联性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文学体式蕴含并生成真、善、美?还是先在的真、善、美蕴含生成文学体式?如果是前者,那么,文学体式蕴含生成真、善、美何以可能?真、善、美三者以其自身方式表征文学体式何以可能?如果属于后者,那么,真、善、美蕴含生成文学体式何以可能,文学体式以其自身方式敞开真、善、美何以可能?

   其次,文学的超验性意趣要求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如下实质性问题:

   第一,文学何以生成作家?文学生成作家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各是什么?

   第二,人成为作家的可能性何在?具有什么资质的人才可成为作家?一个人成为作家是天命所归还是纯粹的自为造化?

   第三,文学生成作家,作家选择文学并以此寻求和创造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实际生活方式,这对作家来讲意味着什么?

   第四,文学生成作家,作家选择文学,必然既要求其作为,更要求其不作为,什么才是作家所作为的?什么又是作家所不敢作为和不能作为的?作家的作为和不作为,仅仅是作家的自以为是吗?它与文学本身有无关联?或者说,文学本身是否具有作为或不作为的要求性?如果有,文学本身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要求与作家创作的作为或不作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哪里?人要成为作家,应该遵循怎样的路径、运用如何的方法去探求和领悟到这种关联性?并如何遵循这种关联性而作为或不为?

   第五,文学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需要如何成就作家的需要而使之成为作家寻求和创造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生活方式?反之,文学最不需要的或者最需要反对和抛弃的是什么,这种反对和抛弃的东西又以如何之方式构成作家寻求和创造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生活方式?

   第六,文学的最需要和最不需要如何生成文学的作为或不作为?这种作为和不作为的分水岭在哪里?文学的最需要和最不需要如何可能构成作家的最需要和最不需要?它又如何生成作家的作为与不作为?这种作为和不作为的分水岭又在哪里?它们是同一个吗?如果是,这一作为文学和作家共同享有的作为和不作为的分水岭,与真善美、假丑恶之间是如何之关系?

   其三,文学的经验性诉求同样需要文学研究必须正视如下基本问题:

   第一,文学的先验蕴含和超验意趣如何生成文学的经验诉求?在这一生成过程中,文学体式对作家以文学作为寻求和创造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生活方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文学的经验诉求何以必要通过文学作品才可得到呈现?换言之,文学作品的经验诉求何以可能负载文学的先验蕴含和文学的超验意趣?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而实现这一双重负载功能的?

   第三,作家最终能给予作品以什么?这是一个本体论的和生存论的问题?还是一个技能性的或操作性的方法问题?

   第四,作家最终能给予作品以什么?作家最终给予作品的东西是否就是作品最终能给予读者的东西?作品最终能给予读者的东西,是否就必然是读者想得到的东西或是否是读者能实际获得的东西?

   第五,作家、作品、读者,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什么意义上才可生成?换言之,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先在的还是后生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空间性的还是时间性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第六,作家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文学存在,作家存在的后决条件是作品存在。作品存在以什么为根本条件?是读者?批评家?还是生活本身或者说人类的生存和存在本身?或者是文学本身?换言之,读者和批评家有决定作品存在的权力吗?如果有?其最终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其根本原因何在?

   第七,在什么样范围内以及在怎样的层面和程度上,我们才可信任读者和批评家?换言之,只有在什么的条件规范下,才可避免读者和批评家的暴力?才可使读者和批评家本身能够成为真诚的文学信仰者和以文学信仰为准则的作品悦纳者?

   第八,相对文学、作家、作品此三者论,最需要改变的和能够改变的是什么?换言之,文学可以改变吗?如果文学被改变了,那人的世界将成个什么样子?如果文学不能改变?那又是因为什么?并且,作品可以改变吗?作品如果改变了,它还是这一个作品吗?作家可以改变吗?如果能,那么作家因为什么能改变?因为作品而改变或因为文学而改变?还是因为这两者之外的因素或力量而改变?如果是后者,作家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作家的死亡和文学的消亡?

   文学研究的类型学视域   文学的先验蕴含、超验意趣和经验诉求,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如此内涵丰富和寓意广阔的认知视域,而且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类型学视域。概括地讲,文学的先验性、超验性和经验性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有待于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文学的先验蕴含所表征出来的全部问题,其实都是文学的存在论问题;文学的超验意趣所敞开的全部问题,从根本上讲却是文学的生存论问题;文学的经验诉求所展示的全部问题,恰恰是文学的实践论问题。由此看来,文学研究恰恰是文学的存在论、生存论、实践论的整合研究。因而,文学存在论、文学生存论、文学实践论此三者构成了文学研究的三维视域。

   进一步看,文学存在论问题恰恰蕴含着文学的自身原理问题,所以,文学存在论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学原理研究。文学生存论问题是作家选择文学并以此为寻求和创造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生活方式问题,因而,文学生存论研究实质上是作家研究和文学创作研究,简称为作家创造研究。文学实践论问题恰恰是对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的阅读问题。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作品阅读的实质是批评:一般读者的阅读是对作品的个性化的感性批评,它的依据是生活本身的经验和个人的兴趣;批评家的阅读是对作品的个性化的理智批评或理性批评,它为普遍的或特定的文学发展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鼓动,其依据却是批评家个体所持有的具体的文学理念和批评尺度。正是因为如此,批评--或者说读者和批评家--都不能在最终意义上成为作品的法官。

   由此看来,文学研究的分类学视域实际上由文学原理、作家创作、读者(批评家也是读者)批评三者构成。进一步看,文学存在论、文学生存论、文学实践论此三者构成了文学研究的时间维度,文学研究由此获得纵向的历史视域;文学原理、作家创作、读者批评此三者又客观地构成了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文学研究由此获得横向的拓展视域。文学研究的整体视域恰恰是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3.伦理之善:文学本体性的本质意蕴

   文学的伦理本体性内涵   韦勒克认为,"在某些时代,理论的自觉意识又远远落后于艺术创作的实践,甚至与实践发生冲突。"[2](P127)其实,这种状况不是发生在"有些时代",而是发生在所有时代:理论落后实践、并且理论阻碍实践,这是人类精神探索的普遍现象。从整体上看,文学研究在整体上忽视伦理问题,应该是"理论落后于实践"并"阻碍实践"的具体表现。近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文学叙事伦理研究的兴起虽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3](P10)但由于它仅限于文学批评方法的革新,伦理(即"善")作为文学的自身问题、内在问题、本质问题,却并没有引来真正的关注。因而,文学研究要真正改变"理论落后实践"的状况,需要重新关注文学的伦理本体性问题。

   文学的伦理本体性问题,不仅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等古代圣哲所关心过,也是近现代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4](P202-203)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东西。"[5](P95)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洞察到伦理对文学的本体性构成。善,是文学之自身构成的本质维度:正是因为善,文学之美和文学之真的统一才获得了可能性。海德格尔指出:"美与真理两者都与存在相联系,而且两者都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方式。"[6](P219)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就是此在化在场。存在是什么的此在化在场?大而言之,是生命;具体地讲,是人。是人的此在化在场,它是以关联的方式亦即我与他者互为照亮的方式敞开自身。这种以我与他者互为照亮的方式敞开其此在化在场的内在价值取向,就是善,即相互悦纳、相互照顾、相互照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认为"诗之真"最终必得通过"诗之善"来表现,并且,"诗之美"也必要以"诗之善"为实质内涵和生命张力。因为诗所敞开的"存在",是完全不同于"实在"物的存在,它在"存在本质上是伦理化的,生命蕴涵着故事。"[7](P227)这也是尼采所说的"'存在'乃是'生命'(呼吸)概念的'概括',即'人格化',能够'生成'。"[8](P186)美之于文学,是形式化彰显;善之于文学,才是其美化生命的生成:它生成真,更生成美。

具有生成性的善,它的源泉不是可能表现或能够表现的生活,不是美的理想,更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扩张力量(当然,在文学被异化的境遇中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原动力),而是人性:"人类的最高境界应该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一些话题,人性的问题。"[9](P90)文学为人生是历来的主张,它的实质是文学为人性,其具体表达乃文学为人心、文学为人情、文学为人爱。文学为人性的实质,就是文学必遵从人性。周作人在20年代一次讲演中阐述了文学遵从人性的理由:"人生的文学是怎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古代的人类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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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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