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伦理教育:解救当代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学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14-09-24 09: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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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当代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其整体表现为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死境化倾向日益形成,社会精神荒废和伦理荒废普遍漫延,社会无个人,个人无社会,道德失落,美德消隐。面对这一时代境遇,伦理教育构成其谋求自我解救的根本社会学方法。构建以"家庭、学校、社会"为三维度阵地的伦理教育平台,展开社会整体动员的伦理教育,引导社会回归伦理生活世界,重建人的优良心灵和丰富性,重建社会良德,重建强健新生的社会精神秩序。

   关键词:伦理荒废 伦理教育 回归伦理生活世界 社会良德

   英国道德哲学家约翰·威尔逊指出,"道德教育没有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或实证法研究,不在于对它的'关心'不够,不在于政府的政策,不在于教师的无能,不在于'社会'的结构或其他任何事物,而在于我们自己无法非常合理明智地面对问题。"[1](P3)威尔逊的告诫,应该成为伦理教育研究的准则,即探讨社会伦理教育及其实施,必须明智地面对现实的问题和存在境遇,以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存在风险与生存危机

   客观地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存在境遇和生存状况,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具有的。这种只有当代才有的存在境遇和生存状况,从整体上敞开为两个方面,即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正是这种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才把人引向了心灵、情感、精神的荒原,伦理教育问题才显得日趋迫切。

   前所未有的存在风险   当代,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当下敞开状态,也意指具有时间穿透方向的敞开进程。由于前者,当代具有空间意义的整体关联性质,并从而获得了无限的拓展功能;因为后者,当代具有时间意义的历史连续性,并由此而生成出倔强的层累功能。整合地看,当代就是人类从已有走向未有、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进程状态,这一进程状态却伴随着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

   要了解当代的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需要从宏观上了解人类的历史足迹。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如我们知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2](P1)摩尔根的研究揭示人类进化的三个阶段:从纯粹的动物社会进入到野蛮时代,再经历漫长演进而踏上蒙昧社会道路,最后终于进入文明时代。据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研究得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形态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的野蛮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人。然而,农业文明仅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步,几千年之后的大约三百多年前,人类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模式而进入了工业社会,把自己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现代智力人。

   从蒙昧社会向农业文明的进步,这是人类成为人的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方向挺进,这是人类迈向自我成长的体现。然而,工业文明的自我成熟,却并没有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那样,充满一往无前的雄心,而是愈向前走愈感到危机重重,风险无处不在。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工业文明那不可改变的单向挺进方向,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可逆进程,它把人类引向存在的悬崖。

   蒙昧社会向农业文明迈进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之所以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完全是因为它们各自的努力目标与运作方式根本不同。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存在主题是为了生存,为此,人类构建起了体现如下方向和特征的工艺技术体系:首先,它是顺应自然、适应环境而建立起来的;其次,它是为实现或保障基本生活而开发出来的;其三,它完全是手工制作的产物;其四,构建、发展和完善这一工艺技术体系,几乎完全是利用大地表面的资源,主要是树木、泥土、石头等,到农业文明成熟期,才开始开发地下资源,产生铜器、铁器等,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农业文明工艺技术的主体部分仍然是手工制作。

   所不同的是,工业文明所确立的人类存在主题却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此,人类不断探索、发展、创新,构建起了体现如下特征与方向的工艺技术体系:首先,它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创造新的生存环境而不断创建起来的;其次,它的日趋发展和不断完善,是为了实现需求提升更好的生活而开发出来的;其三,在不断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其工艺技术体系的开发逐渐走向以标准化、流水线、批量化的方式进行;其四,其创建、开发和完善其工艺技术体系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是地下资源,比如各种金属、煤、石油、天然气等,以地面资源为材料所进行的手工制作技术,逐渐退出工艺技术体系的舞台。

   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创造、构建机械化的工艺技术体系,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向地球进军,其强大的推动力量却来源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类为自己设定的存在目的;二是基于这此一存在目的而构建起来的工业文明范式。前者即是物质幸福论目的,并为了实现此目的而构建起来的工业范式体现如下三个特征:一是使用不能再生的石化燃料作为能源基础;二是技术构成工业社会的真正支撑点,全力追求技术的发明与革新,成为社会的主动力;三是将社会一分为二:生产与消费,并且消费构成生产的动力。

   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特征,源于如下三大信念的支撑:第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是建立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基础上的;第二,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认为工业化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第三,历史的潮流推动人类生活奔向更美好的未来则势不可挡。[3](p12)工业社会这三大信念得以生成的观念基石,却是物质幸福论生存目标,工业社会追求全面的技术进步,就是深度开发地球资源,实现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而"追求全面的技术进步,深度开发地球资源,实现物质财富的无限度增长"的行动进程本身,开辟出了两个烽火不息的战场,即自然进军和向人进军的战场。并且,工业文明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发展到当代,已经从自然和人两个战场上把战争推向了最后状态。

   首先看人向自然的战争。自工业革命以来短短三百余年时间,我们对生命之母的大地的征服与蚕食、对森林的砍伐、对山川江河的改造、对河流对大气的污染、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消灭等等,都体现了这种向自然开战所达及的深度与广度,它使地球无力再承受其横征暴敛的掠夺与蹂躏:大地已被掏空,不可再生的资源几尽于枯竭,地下和地面能源所剩无几,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赶不上人类的需求速度,地球之肺的原始森林,正处于全速消失的进程之中,江河湖泊作为地球输送血液的通道网络,大部分濒临干涸,且几乎完全被污染。

   向自然开战,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这是近代以来以物为主题的发展观的全面实现。这种以物为主题的发展观,本质上是发展暴力和对暴力的发展,从而使我们能够运用巨大的智力力量和技术力量,去摧毁自然世界一切美好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从根本上讲,这些暴力性发展却在无声无息地削弱着我们自己,比如气候的逆生化,空气的严重污染、生养人类的肥沃土地一天天变成钢筋水泥地面或乱石堆,化学药品和杀虫剂的普遍使用,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和癌变的海洋之中,我们的生活已经没有清洁、卫生、健康之源。三百年前,当洛克宣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时,自然被我们看成是一个静止、僵死、只供人们任意使用的物,我们由此忽视了自然本身的活性存在、有机存在事实:自然不是静止、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充满自创生活力的生命存在者,当这种自创生活力在某一个方面一旦被某种超越自然的强暴力量所改变、所扭曲时,它就出现整体上的生态变异,从而影响到生命世界――当然也包括影响到人类这种生命的生存,从而使其共生互生的发展变成不可能。比如气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然界的生态整体状况,当因为人力所造成的负面因素层层累积而改变了气候,气候失律,也就扭曲了自然的自创生活力,从而改变着自然界的生态整体状况,比如森林在某些地方止步了,草原开始了消隐,土地开始了沙漠化,某些地方出现大频率的降雨而另一些地方连连干旱,某些地方出现疾风,冰川不幸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陆地成为湖泊或海洋,等等,都与气候的人为改变直接相关。在气候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随之而改变。这就是人类向自然开战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生存关系,在这种紧张生存关系中,生物世界、地球、自然与生命之间的良性生态链条被人为地斩断了,生命得以存在的根基被破坏了,人类也因此而丧失了他的存在根基:人类社会指向自然的战争,迫使自然把人类推向了自身存在的边缘状态。

   其次看人向人的战争。在现代社会,人向人的战争同样基于掠夺资源来满足自己无限欲望的朴素生命冲动。客观地看,人对人的战争敞开为三个方向。一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比如希波战争,罗马帝国扩张,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拿破仑统一欧洲,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巴以冲突、利比亚战争等等彼此消长。据统计,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经历了大小14600多次战争,平均每年2.6次,大约夺去了36.4亿人的生命。在人类文明史中,真正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份只有200多年。20世纪迄今为止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四百余次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二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战争,也是层出不穷,比如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大约5000次大小战争,形成这些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争夺和社会严重分配不公。三是组织、机构、团体、阶级、政府、党派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是围绕权利与权力而展开,其核心内容是利益。在物质至上和商品拜物教盛行的当今社会,这类形式的战争无处不在,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完全靠刺激消费---包括刺激物质消费、权力消费、知识消费和身体消费----来增长财富、来稳定秩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物质财富、钞票、钱,才是最实在的,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组织机构以及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物质利益的关系,权力的争夺战最终都只是手段之争,不见硝烟的战争实质就是物质利益。在这样的纯粹的物质利益之战中,人与所有他者的关系都被推向了最终状态。

   概括地讲,在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人向自然的战争和人向人的战争一旦被推向最后状态,则必然生成"世界风险社会"[4]贝克尔所讲的"世界风险社会",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死境化态势,即由以地缘主义的争夺战争和惟物质主义的自然战争为表征形态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把当代人类存在推向了自然环境生态死境化和社会环境生态死境化之途。

   无所不在的生存危机   客观地看,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之双重死境化境遇,所敞开的人类当代生存危机无所不在。

首先,自然环境生态死境化态势从整体上敞开如下三方面的生存危机:一是地表资源消耗得丧失正常的再生力,江河截流、断流、干枯,森林锐减,草原沙漠化,大地裸露,土地日趋贫瘠。二是无度开发地下能源,大地被掏空,不仅改变了地质结构,大大削弱了地球的内在承载力,而且使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加重了地表的负荷。地球表面负荷的超量重压力与因被掏空而缺乏承载力的地下之间所形成的巨大逆差,逆差潜在地改变着地质结构及其运动方向,从而导致地面下沉、地体崩塌、山体滑坡、垮埸、地裂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爆发,并且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三是污染全球化:在纵向方面,人类掏空了地下资源,使地体成为一个空壳,地体生态被破坏,造成地质结构的畸形变异与无序运动;在横向方面,人类横扫一切地表资源,使地表成为一个裸露的荒原,江河断流而沦为废江废河,海洋变成死海,森林萎缩而丧失地球之肺的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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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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