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5 次 更新时间:2014-09-23 16: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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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我不是什么知情者,也不愿意参与这些想象。我只是看不出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的无聊打杀有何乐趣,看不出圈占公帑或猎取版税的商业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怀疑那种纠缠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关于毛泽东后人的情况有各种传说,其中有知情者称他们并未大富,甚至十分清贫,如简妮《近期李讷三访》文,载《海南纪实》杂志1989年第8期。]的喋喋不休,怀疑那种长舌妇和民间神探,对于历史反思有多大意义。

   当然,道德这事很重要。道德是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的强大引力,但具体到个人评价,道德与政治似乎并不能重合为一把尺子,倒像是纵横两个坐标。换句话说,道德尺子能量出这一派的A型和B型不一样,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恶分别挂钩某种政治站位,实行对口管理,特别是在公众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时,则可能有点冒险。硬要划出这种链接线,则一定自添其乱。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严谨。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和嫖妓。作为一位博士,他抄袭和剽窃。这些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仍无可否认。军阀吴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连他的敌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认他治军有方,律身有则,统兵数十万却一生“没有私蓄,不置田产,有清廉名”[见董必武文《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载1939年2月《群众》周刊。]。但这位大善人对抗北伐和反对共和,仍是负面政客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

   造神者与擒妖者如何对付这一份人的复杂?目光再放远一点,伏尔泰、卢梭、华盛顿等同样在个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争议,留下一大堆关于情妇和私生子的闲话[传伏尔泰被富婆包养,卢梭有不少私生子,华盛顿蓄有不少奴隶,都属于私德有亏。],他们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很少被后人怀疑。有关研究者似不会拿几个道德标签贴来贴去,把历史变成一种善恶排行榜,一种好人好事大评比,一种道德偶像的十进五或五进一。

   说到这个份上,即使一个毛泽东所受到的品行指责全部算数,全部入账,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诉苦化

   我离开乡村时,“文革”十年还未结束,乡下已开始试行推广袁隆平主持培育的杂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热的海南岛制种。“公本”和“母本”一类成为农民们的新词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没有农民俗称的这种“霸王稻”,没有杂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种推广,没有由此而来的粮食产量倍增,不仅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农业人口转移都无从谈起。哪怕中国再开几次“三中全会”,后来全国取消粮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亿万农民工,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困难重重的。

   心存这一印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特别对我的胃口。这位法国学者最关注历史结构的底部,与很多同行不一样,总是把放大镜对准民众史、基层史、生活史,比如从人口、疾病、地理、物种、饮食、住宅、技术讲起,从基因和细胞的层面解读资本主义的生命。他终于使史学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无根之木。

   与他相比,另一些同样是目光下移的史学作品,如美国人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多一些记者风范,深度也许不及布罗代尔,却也有足够的叙事广度。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形态、时尚风貌、人物趣事、报刊习语、事件细节等,是一种多机位和宽覆盖的镜头监控,给历史全景扫描。如果请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许会骑一辆自行车满世界遛达,留意“忠字舞”的娱乐功能,留意“大串联”的旅游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裤裆和粗痞话——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尔蒙压抑后的变态释放。较之于某些领袖史,这些细节或能使历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运动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疯子,不是符号。

   “文革”讨论禁区后来有所松动。虽主流媒体大体沉默,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方面留有一点余地,“擦边球”和“游击战”也不少。被视为“妖魔化”中国最力的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记者,挟美国图书大奖之誉,也有涉华代表作在中国出版[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y Fox Butierfield,台湾版译名《中国:苦海余生》。大陆版译名《苦海沉浮》,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行政防堵力不从心。不仅《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等境外出版物在网上畅流,一些民间电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编)、《记忆》(启之主编)等也十分活跃,迄今为止已分别出版了数十期。这一类文本重在亲历性经验,多角度、高密度、大规模、持之以恒地还原“文革”景象,顽强唤回国人的记忆与追问。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叙事详而解析少,流于平面堆砌,仍习惯于亮伤口和晒血泪,原料供货方的模样,处于“文革学”的产业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称之为“诉苦化”,有数量的增加,少见品质的提升。

   诉苦是受苦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按中国官方最初的统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引自《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1年。]——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该诉一诉?万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下一笔闪过?

   与中国官方数据不一,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数应在40万到50万之间[引自马若德和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这里搁置其数据来源,暂且取其上限,摊到每一年即5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从万分之0.04升至0.59[中国1966年人口总数6.4亿,1976年人口总数9.3亿,十年间平均数为8.35亿。这里的死亡率权且以马若德和费正清的估计数为比照基数。],上升了十几倍。

   50万——无人能在这个数字前无动于衷。如果这一估计准确,这样的白骨累累尸横遍野,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内战,显然更值得人们勒石铸鼎以昭后世。然而,摆上思想与学术层面,巨大悲情对于“知其然”也许够了,对于“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够。重要的理由是:并非只是“文革”才出现非正常死亡,若止步于此,“文革”的反思价值反而会被削弱。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美国因枪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数逾3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万分之1,已接近两个“文革”。

   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的希腊自杀率急升,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业者和破产者,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0.9,也远超“文革”。

   载于《柳叶刀》杂志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称:光是空气污染一项,2010年就造成全球320万人死亡,其中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9,竟是“文革”的数十倍[引自2012年12月英国《柳叶刀》杂志。]。

   回到政治领域:与中国“文革”在时间上相当接近,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杀死超过100万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统计数为200万,甚至400万),其中光是美国大使提供的捕杀名单就多达数千人[见麦克·海德(Mike Head)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的连续报道。]。比照印尼当时1亿左右的人口总数,该国的迫害致死率约万分之50,又是近90个“文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体消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更不会在哈佛设立学科,直到多年后才偶然浮出水面。

   还有吸毒,犯罪,饥荒,矿难,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样是一篇篇血泪故事,导致千万鲜活的生命过早熄灭,意味着太多窗口里的捶胸顿足和深夜长泣。如果“文革”需要诉苦,需要指控,需要对体制与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些更惊人的死亡数据该如何处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几个或数十个学科?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那些有权控诉的人或可注意,他们毕竟是相对少数,与相对多数之间存在经验的温差——这是取得共识的通常难点之一。比如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领取令人羡慕的月薪,甚至轻松和惬意于党政机构的一时瘫痪。其中的年轻人若稍有才艺,便可能出入苏式的工人文化宫,在舞台或球场那里留下浪漫的青春回忆——我就见识过不少这样的红色小资和劳动贵族,衣着讲究(如热衷于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声或夹一个画夹子),吹着小口哨,简直把“文革”混成了带薪长假。农民呢,比起工人来说要穷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没遇上灾年,比起当年躲日本鬼子或办公社食堂,他们大多觉得“文革”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文革”十年中的农业生产受运动冲击较少,全国收成不算太坏,据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那些年的农业用电量和化肥消费量分别增加十多倍,1978年的粮食产量30475万吨,是1965年的1.6倍。],对教育普及和合作医疗还心存感激。马若德和费正清称“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比工业所受影响要小”,就是指这一段[引自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工人和农民也会觉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们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害者谈起“文革”,若发现对方眼中闪过某种迁就、茫然、疲惫、麻木甚至不无可疑的怀旧,难道有什么奇怪?一旦在市场社会滑入困境,这些家伙就举起毛泽东画像走上街头,生生地不按“正确套路”出牌,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知识分子、旧时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员(所谓“走资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5·16分子[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联合组成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公开指控周恩来,以“反党乱军”言论著称,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至1974年中央部署各地打击这一组织,致造反派普遍受到清算和惩罚。)……其成分五花八门,麻将桌上的十三不搭。他们的悲情并不一样,版本之间出入很大,合唱却并不同调,构成了一种心思各异的齐心合力。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刻骨痛感无法通过针头注射给一位老钳工,无法通过芯片移植给一位菜农户,从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处想。他们的故事通常能广获外人同情,一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见鲁迅短篇小说《祝福》,载小说集《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丧子之痛最初无人不怜,催动了大家的泪水。不过,依据现代人的平等原则,尊重回报尊重,他们不能奢望一键之下,自己的记忆就可全面覆盖他人的记忆。依据现代人的民主原则,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惊人的人口大数,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会见南斯拉夫记者时估计的1亿左右[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报道。],但在更为惊人的人口大数前,在此外的6亿或7亿人那里,他们仍不构成全部。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

   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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