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1 次 更新时间:2014-09-23 16: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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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见孙兴盛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载2009年12月4日《今晚报》。]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灼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邓小平对外宾坦言:“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文献与研究》2011年第21期。]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少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区土改、1964年前后的农村社教……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比如在推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从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同年的武昌会议,到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到1960年中央《紧急指示信》,到同年12月北京会议,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他多次强调反左,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肯定价值规律,反对“共产风”等,其低调态度屡屡遭遇很多下属的抵触。]。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1947年后有些地方极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证之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也是。据马若德周详考证,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反右“强硬派”,毛泽东倒是一直“温和”。但他对鸣放的鼓励,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固守,还有“恳求宽大”和“阻挡对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迁就强硬派的愤怒,与各方磨合与“妥协”[引自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他必须认账,必须加以圆说。马若德这一描述还有待更多解密档案加以检验,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实,也足以让很多人惊讶。显然,这一些运动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级版。“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更像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怀疑和反对的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想象,一些文艺范儿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或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不再是某种平衡点和聚合点。历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学家(如爱迪生)、艺术家(如提香和塞尚)、体育明星(如博尔特和姚明)都不过是身后同类群体、同类次群体、同类次次群体中的最终出线者,合适的形象总代理。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与马若德和费正清的看法不同,生于比利时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lison Busby,1981。]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革”除了名称,与“革命”和“文化”统统无关,纯粹是欺世盗名,不过是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发动运动,于是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这位译过《论语》的汉学家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听多了一些宫廷故事,满脑子都是大人物晃来晃去,都是他们威风凛凛的排场,一旦发现他们的说词大而不当,高调不实,离奇古怪,有东没西,几无学理逻辑和务实关切,人们的“权利斗争”印象便肯定更为深刻。

   在一个大争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干坏事,对于干过坏事或想干点坏事的人来说,当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宽慰。

   政治人物并非圣人,因利益、面子、意气、人脉关系等发生相互磨擦,继而发生挤压或对撞,都实为寻常,与市井纠纷和家长里短没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压下的个人安危,滋生各种抱团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确实构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运动后期尤其如此。不过,说毛泽东曾“大权旁落”,活在中国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特别是在“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更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国史仅仅归因为权争,归因为个人的心理阴暗和欲望变态,归因为领袖的道德败坏,不仅过于通俗化,接近茶馆龙门阵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宣传。在那种宣传里,在有关小说、电影、展览馆里,坏事都是坏人做的,坏人都必做坏事。蒋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龄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刘少奇早就叛变投敌,布哈林是个阴险的谋杀犯,美国兵只会泡妞喝酒并且撅起屁股战场逃命,地主都獐头鼠目或青面獠牙,国民党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艳风骚的烂货……这种把对手妖魔化的习惯,哪怕经过后来数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余迹尚存,足见顽疾难治[如王朝柱编剧的某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造神旧习仍多。出版于2009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虽在内容和文风上有很多改进,对蒋介石等人的妖魔化仍有残痕。]。

   一些左翼人士怀念红色文化,但他们不明白,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一报还一报,徒弟打师傅,红色文化中多见的妖魔化这一飞去来器难免伤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传,出身于红色官员家庭的张戎继一本《鸿》在西方引起轰动,再度与其英国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联手,推出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Jonathan Cape,2005。],把颠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顺溜溜地回报给故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一伙被写得一生坏透了顶,集杀人狂、二流子、阴谋家、贪污犯、神经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国不过是这一类魔头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终登上了不那么“假”的天安门,靠一路使坏最终把中国折腾成“坏”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后来在《纽约书评》的长篇书评中,也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是材料可疑。热烈吹捧该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也不得不留下一笔: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伪造[转引自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第48期。]。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990年代陆续出版。]等畅销书,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吕正操老人曾对我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种,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吕正操指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中的情节,该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为诸多“揭秘”红墙道德内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从一个土夫子变成京夫子不难,当上历史神探却非易事。我在乡下遇到的一位喜欢抬杠的人,对毛岸英“镀金”一说也大不理解。说到毛泽东当年送儿赴朝参战,这位农民说:“他还要镀金?他还用得着镀金?不是说他老爹当朝圣上么?一个东宫太子,就算睡上几十年,耍上几十年,谁敢不让他接大位?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汉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该翻几座山,更不知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尽在美军一方……但这类土夫子的日常逻辑正支撑另一些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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