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论系统功利主义及其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4-09-19 15: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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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于是得出的道德判断是:张三不应帮助那位朋友走私。这是公德有解的问题,因而属于公德问题。公德问题的特征是:对该问题的解决有着明确的道德准则可以遵循,即公德性较强的那个准则,这时道德系统处于常规组织的稳定状态。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相互冲突的两个道德准则之间的公德性不相上下,难以区别,这时的道德问题便成为公德无解的,从而成为私德问题。

   例如,面对一个患了绝症的人是否告诉他真实的病情?根据“不要撒谎”的准则,应该如实告诉他病情;而根据“应该减轻病人痛苦”的准则,不应该如实地告诉他病情。由于“不要撒谎”和“应该减轻病人痛苦”这两个准则的公德性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便使一个人何去何从无以根据。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最终还是要做出决定的,那就是一个道德系统的自组织的状态。在做出这个道德决定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某个偶然因素,如当事人的某种个人偏好。总之,私德问题的特征是: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明确的道德准则可以遵循,因而没有明确的是非答案。相应地,对于私德问题的解决可以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如果其他人或社会机构不同意当事人对某一私德问题的解决,只能提出软性的劝告,而不应给以强制性的压力或制裁。

   对于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对应于系统论中关于常规组织和自组织的区分。正如常规组织和自组织的特点和规律有着根本的不同,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二者的混淆将会导致道德系统的极大混乱。

   前一节谈到,道德系统的序参量即精神幸福与物质幸福的平衡点可以处于不同的值阈内,这使幸福质量是有所区别的。具体地说,极限范围之内,平衡点越靠近精神幸福,幸福质量越高,即越接近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否则,越接近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但是,当平衡点从一个阈值范围过度到另一个阈值范围,在阈值点处则使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通过自组织完成过度,从而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即规范组织状态。这一自组织的过程就是对某个或某些私德问题加以解决的过程,一旦达到稳定,便面主要地临公德问题。解决私德无法可循,而解决公德问题是有法可循的即:以公德为主而私德为辅。须指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往往是相互关联因而同时存在的。不过,在自组织状态中,私德问题居多,而在规范组织状态中,公德问题居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状态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

  

   四、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统合

   为解决道德冲突就需要对道德准则进行排序,前一节给出排序的契约论方法。然而,我们还需追问,契约论方法的根据是什么?笔者的回答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制定的社会契约最终是反映多数人利益的。于是,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深入到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上。

   对于一个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即该行为所导致的行为功利(action-utility)和准则功利(rule-utility)。对于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区分是当代功利主义的重要标志;顾名思义,行为功利是一个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直接影响,准则功利是一个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影响,即该行为通过准则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间接影响。在有些情况下,一个行为的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是一致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个行为的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是相反的。后一种情况就是道德冲突。

   一个常被讨论的事例是:一列火车行驶的前方有三个小孩在铁路上玩耍,而在前方的岔道上有一位铁路工人正在工作。搬道员发现了这种情况,他面临的道德问题是:如果让这列火车按原定计划行驶,其结果是压死这三个小孩;如果立即搬道而使这列火车改行岔道,其结果是压死这位铁路工人。相比之下,前一结果的行为功利是负的即多压死两个人,但准则功利是正的,即按规章制度办事;后一结果的行为功利是正的即少压死两个人,但准则功利是负的,即违反规章制度。这就是一个由于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之间的相左而引起的道德冲突。

   对于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冲突,张华夏先生曾给出一种系统功利主义的解决,其数学模型是:[10]

   U EQ s (x) = RUr(x)+AUa(x)     (1)

   这里U EQ s(x)叫做行为x的系统功利函数,中间变量Ur (x) 和Ua (x) 分别叫做行为x的准则效用函数和行为效用函数。R为准则功利系数,A为行为功利系数。R和A的数值是因人而异的,比例R/A反映一个人对准则功利和行为功利的权重。对于一个比较注重准则功利的人,R/A>1,而对于一个比较注重行为功利的人,R/A <1。在一种极端情况下,A取值为0,从而R/A 趋于无穷大,持这种态度或靠近这种态度的人叫做“准则功利主义”。另一种极端情况是,R取值为0,从而R/A为0,持这种态度或靠近这种态度的人叫做“行为功利主义”。张先生所主张的系统功利主义介于这两种极端态度之间,因而R/A是一个有限值。

   就上面那个案例而言,对于一个倾向于准则功利主义的人来说,他将做出不让火车改道的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违反规章制度对社会公共利益所带来的危害大于多压死两个人的危害。与此不同,对于一个倾向于行为功利主义的人来说,他将做出让火车改道的决定,因为在他看来多压死两个人的危害大于违反规章制度的危害。张先生所给出的数学模型可以解释这种道德现象,但是却不能对这两种不同的道德选择做出优劣评价。这是因为,他的数学模型的系数R和A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并未给出客观标准。其结果是导致张先生的道德非本质主义。

   在笔者看来,张先生的非本质主义道德理论只适合于私德问题,而不适合于公德问题。这是因为,对于私德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是非答案,但是对于公德问题则有明确的是非答案。无独有偶,台湾学者盛庆琜先生也曾给出一个适合于私德问题的功利主义理论,他称之为“统合效用主义”。[11]所谓统合效用主义主要地是将行为功利与准则功利统一起来。盛先生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即“主观价值的社会统计平均值”,这个概念本来可以成为公德理论的基石;但遗憾的是,盛先生对这个概念只是点到为止,甚至同主观价值混为一谈。

   对于功利主义而言,道德价值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因此,道德价值不能仅限于纯主观和纯私人的价值,而更应以个人价值的社会统计平均值为基础。统计平均值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客观性,因为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大致相同的。盛先生谈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由社会全体成员评定的一道德行为的不同价值构成的某种机率分布,是统合效用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对于这样一种分布来说,会有一个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就被看作由社会对一道德行为所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或一般的道德判断。这一平均值自然是要比个人的估价来得更为‘客观’。”[12]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客观”有其特殊含义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基于主体间性的客观与个人的主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的,因为前者不过是诸多个人主观性的社会统计平均值;另一方面,后者可以表达为前者的函数,记为U(x)=f(V(x))。在这里,效用函数U(x)是因人而异的,反映个人的主观价值;价值函数V(x)代表个人价值的社会统计平均值,不是因人而异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就是说,个人的主观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偏离社会统计平均价值。

   盛先生十分强调客观价值和主观效用之间的区别;然而,他又认为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为方便起见,可以把二者等同起来,即U(x)=V(x)。他谈道:“由于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必要在价值与效用之间进行区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有时是把‘价值’和‘效用’作为同义词来加以讨论的。具体地说,在严格意义上应采用‘效用’而在习惯意义上则采用‘价值’术语的地方,我通常遵从习惯采用‘价值’。”[13]这里所说的“在以下的讨论中”就是指对道德选择的数学模型的讨论,其结果是导致主观效用U(x)和客观价值V(x)的混淆,致使其数学模型只适合于私德问题,而不适合于公德问题。

   盛先生的道德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引入“道德感”,并将其表示为:Vm(x)=K(Vo(x)+Vp(x))。[14]须指出,道德满足感Vm(x)是一种主观效用,而不是客观价值,因为道德感系数K是因人而异的。因此,Vm(x)应当改为Um(x),后者是客观价值的一个函数,而不是客观价值本身。与之不同,道德感公式中的Vo(x) 和Vp(x)是客观价值,即个人价值的社会统计平均值,而不是主观效用。具体地说,Vo(x)表示行为x给社会或他人带来的物质价值,大致相当于行为功利;Vp(x)表示行为x与社会道德准则相符或相违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大致相当于准则功利。由于Vo(x)和Vp(x)表示行为x对他人或社会的价值,所以应该从公共的和客观的角度去评价,从而成为社会统计平均价值。于是,盛生生的道德感公式应被修改为:

   Um(x)=K(Vp(x)+Vo(x))  (2)

   在笔者看来,盛先生在其数学模型中对“效用”和“价值”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这是一个失误。类似的失误也存在于张华夏先生的道德公式中,其公式应被修改为:

   Us (x)=RVr(x)+AVa(x)    (3)

   公式(3)把系统效用Us(x)作为准则价值和行为价值的一个函数。比较公式(2)和(3),二者都是对准则功利和行为功利的某种统合,并且都是关于主观效用的,而不是关于客观价值的。所不同的是,公式(2)中的道德感系数K在公式(3)中被分解为两个系数R和A,因而更为细致。但是,正如K是主观的或私人的,R和A也是主观的和私人的,可以看作是对K的细化。因此我们可用公式(3)代替公式(2),并称之为私德公式。与此同时,我们把公式(3)中的主观系数去掉,使之成为关于客观价值的公式,从而成为公德公式,即:

   Vs (x)=Vr(x)+Va(x)       (4)

   这样,我们便形成一个统筹考虑公德和私德的数学模型,即公式(3)和(4)的组合:[15]

    V EQ s(x)=Vr(x)+Va(x)      (a)

    Us (x)=RVr(x)+AVa(x)        (b)

   需强调,公式(a)和(b)是有优先次序的,即前者优先于后者,这体现了公德为主而私为辅的原则。具体地说,当面临道德冲突的时候,首先以公式(a)为依据,比较相冲突的两个行为x1和x2的客观价值,并选择客观价值较大的那个行为。仅当这两个行为的客观价值不相上下的时候即V EQ s(x1)=Vs(x2),才以公式(b)为依据,并选择主观效用较大的那个行为。换言之,对于道德冲突,首先从公德问题的角度来处理,仅当公德无解的时候,才从私德问题的角度来处理。

这个数学模型是对张华夏和盛庆琜数学模型的综合和改进,比较而言,它是一个更为全面的系统功利主义的数学模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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