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功利与情感之间——评休谟的道德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7 次 更新时间:2014-09-19 15: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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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这使他有时把虚荣心作为善德而称赞,有时又把它作为恶德而批评。这从反面表明,虚荣心和名誉感是不同,应当加以区分。

   一般说来,真实的名誉感是以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真实爱戴或真实尊重为基础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自己的言行能够符合正义,即符合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此不同,虚荣心则更注重被表达出来的好评即名声,而把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真实爱戴或真实尊重放在次要的地位,以致在追求名誉上显得急功近利,甚至不惜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段。虚荣心难以持久,因而不能真正提高自爱或自尊的水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名誉感是以自爱和自尊为基础的,所以不同于虚荣心。由于真正的名誉感更注重自爱或自尊的满足,有时宁可放弃一些表面的社会好评。这是因为,过多的社会好评可能引起别人的妒忌,从而减弱别人对自己的爱戴或尊重。

   由自爱或自尊容易过渡到对他人或社会的爱戴或尊重。如果一个人通过正义行为而使其自爱或自尊得到满足,那么同情心使他自然也会爱戴或尊重导致其自爱或自尊的原因,此原因的重要部分便是他人或社会。对他人或社会的爱戴或尊重就是通常所说的“仁爱”、“博爱”或“仁慈”。这样,我们便由最初的自利动机和同情心导出名誉感、自爱和自尊,进而导出正义和仁慈。这一论证显然是沿着自爱理论的线索发展的,其基本思想已经包含在休谟的论述中。他谈道:如果他们的计划的成功依靠于他们在改正人类的自私和忘恩负义方面的成功,那么除非有全能的上帝加以协助,他们将不能前进一步,因为只有全能者能够重新改造人类心灵,而在那些根本之点方面改变心灵的性质。他们所能企图的,只是给予那些自然情感以新的方向,并且教导我们说,我们通过间接的、人为的方式,比起顺从我们的欲望的直接冲动来,更可以满足这些欲望。([1],第561页。)

   可见,休谟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个人欲望的满足,道德只是为此目的提供更好的途径和方式,其中包括对名誉和自尊的追求。休谟这种自爱主义的倾向与他反对自爱主义时所提出的“普遍的仁慈”是相矛盾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休谟关于“普遍的仁慈”的观念是他将“爱”与“同情”加以混淆的结果,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占主导的地位。

   前面曾谈到,同情心虽然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但其强度是很弱的,仅由它不足以导致促进公益和陌生人利益的道德行为。因此,人们之间的广泛同情并不能有效地防止人们之间损人利己的行为。休谟也看到这一点,他称之为“广泛的同情和有限的慷慨”之间的“矛盾”([1],第628页)“有限的慷慨”是指人的自私本性和利己行为,而“广泛的同情”是指人的一种心理本能,二者尽管看似冲突,但一个在行为层面,一个在心理层面,因此可以同时存在。重要的是,不要把“广泛的同情”与“普遍的爱”混为一谈,因为爱或仁慈是可以导致行动的。休谟在不涉及自爱理论的其他场合也反对“普遍的爱”,他说:

   如果不考虑到个人品质、服务或对自己的关系,人类心灵中没有像人类之爱那样的纯粹情感。诚然,任何一个人或感情动物的幸福或苦难,当其在与我们接近并以生动的色彩呈现出来时,没有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不过这只是发生于同情,并不证明我们有对于人类的那样一种普遍的爱情,因为这种关切(指同情——引者)是扩展到人类之外的。([1],第521页)

   不难看出,休谟的这段论述恰好是对他为反驳自爱理论而提出的“普遍的仁慈”的反驳。看来休谟自己有时也把“广泛的同情”与“普遍的爱”混淆起来。不过从休谟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这种混淆是暂时的,不足以取代其功利主义的本质。休谟曾多次明确地断言:“没有一种情感能够控制利己的感情,只有那种感情自身,借着改变它的方向,才能加以控制。”([1],第532-533页)

  

   (六)结 论

   从整体上讲,休谟的道德理论属于自爱主义和功利主义。如果说,它与一般的自爱主义和功利主义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除了人的自私本性以外还引入同情心。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休谟理论的高明之处,因为借助于同情心,便可从人的自私本性逻辑地得出人的名誉感和自尊心,进而得出正义感和仁爱之心;在这个意义上,“是-应该”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休谟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这一点,而是看上去仍然固守“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上面所说,“是-应该”问题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得以解决,是指“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同情这一本能要素得以缩小,而不是指完全消除。因为还有一个遗留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为什么有人的同情心强一些,可以升华为正义和仁爱的行为,而有人的同情心却弱一些,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而不能上升到行为层面?这涉及到价值理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不可能有逻辑的解。在这个意义上,休谟的“是-应该”论题仍然成立。(参见[9])

   再次强调,休谟所说的同情不是爱或仁慈,尽管休谟本人有时也有所混淆。笔者认为,这种混淆不仅使休谟理论的定位成为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理论价值。因为道德理论的最终目标正是要回答:人为什么应当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亦即为什么要表现出普遍的仁慈。所以,把道德理论建立在普遍仁慈的假设上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循环论证。值得庆幸的是,休谟在多数场合都避免了这种无谓的循环。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2]休谟:《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Abelson, R. , Nielsen, K. , History of Ethics. In Edwards, P. , (ed. ),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3-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The Free Press, 1972.

   [4]密尔:《功利主义》,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

   [5]摩尔:《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

   [6]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7]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8]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9]陈晓平:《“是-应该”问题及其解答》,载《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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