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社会偏激心理与病态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2 次 更新时间:2014-09-16 16: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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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本文会从人的身体炎症因子与亚健康状态的关联性谈论到社会偏激心理与社会病态状况的因果关系,二者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先说说一项医学研究成果。

  

  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三年研究期间,研究者发现,当一个人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时,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约0.1毫米。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协会》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

  同时,过去有统计显示,如果动脉内膜厚度三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

  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时,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石等口腔“垃圾”,能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生命时报-人民网2013-12-13》)

  这则报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我恰好经验着这项研究的类似问题。大约两年时间里,我口腔右下边最里面一个牙齿总是感觉到有事。有时直接疼痛,有时下牙床两边定时地发炎,发炎时候,牙龈肿胀,连面颊也整幅疼痛,寝食不安。每次发炎,都需要吃止疼药和抗生素才能制止。平时不发作的时候,牙齿也是酸软不堪,冷热不受,牙齿碰着了也会疼痛,根本不能动用它们咀嚼食物。这个炎症非常敏感,只要你稍微吃一点煎炸烤炒的东西,睡眠不佳,心情焦躁,这个牙齿就会敏感得立即发作,一至三个小时内就会爆发炎症,或者是口腔钙疡在口腔壁、牙龈上挂白,或者是舌头莫名其妙地损伤,或者是头上局部神经阵阵抽搐作疼。这些折腾,尤以头部神经疼折磨了我十多年,总是莫名其妙的发作。因此我一直清醒地知道,我因为身体内有较多潜在的炎性因子,所以总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

  这个牙齿曾经在悉尼和中国某城市的牙医看过数次,结论只是“牙龈发炎”,医生每次只是给我两支“脱敏牙膏”对付,而始终没有解决问题。一个月前,在悉尼它终于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女医生给它拍了片子,在电脑上放大给我看,说:这个牙齿必须拔掉。因为它的下部已经蝕空,它的蝕空处和牙龈之间有了一个空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这里长期酝酿着炎症,始终不能根除。这个牙齿曾经补过,补过的地方下部正好压在神经线上。所以凡是有稍微多一点的炎性因子,就会直接在这里发炎,然后导致牙龈炎症。这个牙齿已经没有保留价值,而牙龈炎对于全身健康有特别严重的影响效应。如果拔掉,可以改善全身的健康状况,否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坏牙拔掉以后,炎症逐渐离我而去,多年来困扰我的问题,诸如口腔钙疡、头疼、舌头损伤等等,都不再发作。即使过量地吃了BBQ,煎饼油条,也不会产生连锁反应。—— 恰好这时看到了这篇关于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研究的报告,让我更深刻理解:世界上许多问题都是“炎症病灶”惹的祸!从此对“炎症因子”进一步格外关注。

  

  二

  

  由此进入本文主题:从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项研究使我联想到:中国社会也有长期存在的炎症因子,因此总是导致社会偏激症的爆发。这种社会的炎性因子从国民性的角度而言,是这个社会各方面都被互相不认同的各种偏执人格主导着。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是我们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社会心理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不合作甚至对立因素。

  近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是始终未曾缓解甚至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心理冲突状态。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以后,整个社会的怨气、怒气、恨气、狂气和戾气都倾泻在互联网上,借助网络媒体放大传播,这些被放大传播的怨怒恨狂戾无疑都属于社会心理学所定义的“偏见”和“攻击性”,也是挫折、焦虑、防御和应激的表现,是借助发泄偏见的“解气主义”。人类任何社会自然肯定会存在着“傲慢与偏见”、焦虑和挫折感,只是当偏见和攻击性被习惯性严重夸大和催化成全社会敏感的心理反应模式,则表明这个社会存在着容易致病的泛滥的“炎症因子”。

  一个充满了“社会偏激症”的病态社会,典型的表现就是:所有人互相指责,没有人满意自己和满意他人,莫名其妙就是想发作甚至攻击,过度行为完全是为了“解气”,以至于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狠社会”或者“互害社会”。就好象见面就怒视,言语从开始交流到发生冲突走的是最快的直线形式。不同群体的行为构成了互相对着干的态势,例如广场大妈与社区居民互不让步的对立,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一般人一致仇官、仇富,而官员和富裕人群始终带着傲慢横行。商家多数以损人不利己的方式进行孤注一掷的短命经营模式,而消费者广泛质疑本国产品的可信性。—— 换言之,无论是官民、商民和各类社会阶层之间,一切人普遍存在严重的不信任心理,甚至怀疑与敌视、防范与对抗心态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状态。进而导致欺骗和侮辱成为了普通人不得不选择的行为模式。

  “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公鸡”一类的被丑化动物,某年轻人在网站上骂陈丹青:“我就是讨厌他充满欲望的眼神!”教授被污名化为“叫兽”,专家被蔑称为“砖家”,人们对神圣事物、正派人物和有贡献的人物甚至道德再没有敬畏之心,这表明人与人之间互不认同,互相以偏执人格丑化他者,怀疑别人。社会大众多数认为公众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极端的利己主义,逢场作戏,批评者总是怀着不信任的眼神藐视道:“动机不纯吧?”任何事情都会往“阴谋论”上猜测,在大多数人的心理装满的是“诛心论”的敏感归因念头。—— 当然,公共知识分子们在根子上也是和社会大众系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用心专注于学术性与反思性的作品很少,深思熟虑的思想十分罕见,反应性、指责性文字居多,表态类文章、急就章文风盛行,简单偏颇地发表意见,中和理性、透彻周到的思想态度得不到尊重和张本。

  在互相辩难的文字里,很少见到愿意承认对方合理的、精辟的见解,而是直接完全否定对方。很少人愿意耐心、详细、深入地理解对方完整的意思,分析对方有价值的论证,而提出不够完善之处进一步深入探究。这种思想合作的状况极少,大家都愿意采取更简单快捷的二元对立方式,直接痛骂,全盘批判。一点刺激,便激热发作。一度曾经有人公开宣告:反对理性、中立和客观的态度。—— 这样的极端偏激症,前所未见,和文革时期的战斗态势不相上下。

  萨义德说:“业余状态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 “业余”意味着不被职业绑架的自由,而具有打通知识结构和自由思想的优势,更具有人文领域的文化灵机。但是在时下的中国,业余知识分子却恰恰成了社会偏激症的主要泄愤群体,不是他们没有文化灵机和打通知识的才气,而是他们的心中有着这个社会赋予他们过多的“炎症因子”:偏激和攻击性,他们成了最敏感的一代人,他们的自由心性被某种社会炎症所绑架,执着地自动绕在对立舆论的喷火口上。

  一个社会积聚太多的炎性因子,就会形成一种“偏激性攻击性敏感反应的社会常模”:一件小事就可以大动肝火,局部情况泛化为整体形势,个别人事件变成一群人的灾难,社会学问题异化为政治性质问题。除了“偏执”,没有其他更恰当的形容。例如,一个流行文化明星可以惹动最高学府的美学教授风马牛不相及地大加挞伐,甚至扯到“文化腐败”的层面;判决一个杀人小贩死刑可以上升到“官逼民反”的政治主题;对罪犯的仇恨会导致舆论社会发出全部判处罪犯死刑的呼吁,直接通过舆论绑架正常司法程序;患者家属像强盗一样地威胁医生:你们不能治好我的儿子,全体医护人员别想混下去了!你们都给我跪下!

  社会心理学指出,我们都会存在着一种认知偏见的心理信念,从有限的或者个别的经验中产生对一类事情的概括,或形成全体判断,这是“刻板印象”或“定型观念”,人们很容易犯“过度概括”和“过于广泛地应用”的错误。—— 这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副产品,错觉是难免的,不是不可以理解的问题。关键在于有理性的社会会逐渐修正自己的错觉,通过“归因过程”使自己逐渐获得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从而纠正自己的偏见。越是深知人性的弱点,越是需要全社会有一种理性探究和宽容合作的社会常模。只是人人都抱着一种战斗心态,则我们永远不会进入一个好社会。

  问题在于有强烈偏见-攻击性状态的人群,或者整个社会都互相较劲地执着于偏激症反应状态时,表明这个“社会常模”存在着如下的病态因子:“极权主义人格”盛行;习惯性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定势;诛心论的归因错误;没有学习过逻辑和不习惯遵从逻辑规则的思维方式而不自知;互相吵闹但容易遵从集体主义的从众心态;整个社会都被一种主题所驱动甚至被强迫在这方面竞争;社会地位对立分化过度强烈;集体崇拜权力和依赖政府力量,等等。

  在中国现阶段,傲慢和偏见,应激和攻击性是会以最大量并且会以较强烈的方式来呈现的,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最高程度的社会发动机高速运转状态”,所有人都运动、竞赛着而拥挤在同一跑道(致富、享乐、成功)上。现代群体冲突理论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高斯定律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美】戴维·迈尔斯:《他人即地狱?—— 人际冲突的源起与化解》,P53,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8)

  不难推理,在一个非理性高度竞争状态下的社会,必然会有很多、很大的社会分化,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有20%很优秀的成功人士,就会有80%的不那么成功人士,甚至有超过60%鼠族、蚁族和屌丝,“饱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偏见”,“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偏见—— 对某些人来说—— 就成为报复的手段。”(同上,P53)攻击性充满大脑。

  因此,中国人应该保持自我清醒,很多情形下,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状况的问题,更是我们自身心理的问题,“愤怒激起了偏见。”当事业资源、岗位资源、人事资源、财政资源、文化资源等等产生稀缺状态,便会夹杂着利益和权力输送的矛盾,在一个制度性缺陷或者空缺的薄弱基础上,在所有人素养或者专业性程度偏低的条件下,在历史性问题堆积如山和事件突如其来地爆发冲突的态势下,超密集的人口意志和超规模、超数量的问题就会积聚甚至堵塞,特别会在“不公正”方面有严重的侮辱和压迫、蔑视和欺骗情况,越是这样,社会越是难以解决它的难题,积聚的“愤怒”心理和压抑心态会过度膨胀,人们便会在此基础上“放大问题”,甚至改变问题的性质,将社会问题演绎成为政治问题。这就是中国式困境,很容易产生和呼唤政治强人和集权制度的需求。

  不能不承认,中国人中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极权主义人格”(或译“权威人格”)。伯克利加州大学曾经有这样一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项目,研究结果表明:极权主义人格的人,在孩提时代往往经历过苛刻的管束,这样导致了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和冲动,并将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到外群体身上。权威人格者之“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他们倾向于把世界划分为弱的和强的,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僵硬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因此,这类人就倾向于恭顺地服从那些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而攻击或者惩罚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同上,P41-42)—— 早前重庆某11岁女孩在电梯里残虐摔打婴儿,就是这种极权主义人格之心理表现,一些心理学家解释为“反社会性格”,则殊为扞格不入。如果我们理智而诚实地观察中国社会,你应当承认,这种权威人格的人遍地皆是,而且他们在舆论上最典型地表现出喜欢极端化的、蔑视而专制的偏激症态度。

  经过几十年现代化过程的中国人,姑且不论通过剧烈的政治革命置换制度更新,倒是应当在个人素养上培育更多的现代性,自我医治我们性格和心理上的病态因子,却是非常必要和迫切需要的。例如,中国人的社会偏激症会有过度放大问题的倾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度概括”,而是中国人习惯性的“举一反三法”、“一叶障目法”和前后逻辑矛盾而完全不自知的毛病,例证法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方法论,这是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是偏见的认知性根源,如果一个人这样以偏概全尚且可谅,但是大家都习惯以偏概全地通过例证产生结论,而竟然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偏见,则会导致集体谬误而造成全社会的罪错。又例如社会心理学讲归因过程,在现代社会形成公共认知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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