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林昭与海子:抬望眼,仰天而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89 次 更新时间:2014-09-16 16: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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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我已经一再强调,从《山海经》到《红楼梦》是中国美学历史上的真正值得我们今天继承的美学传统。而在 《红楼梦》之后,则有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沈从文、史铁生等美学传人。

   当然,这都是一些代表人物,除此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人也值得一提,比如说穆旦,还有一些人不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应该也是《红楼梦》中人,应该也属于 “《红楼梦》美学”,如果我们用陈寅恪发现柳如是的眼光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也是“《红楼梦》美学”的传人,例如林昭。

   我这次演讲选择的是林昭和海子。

   选择海子,是因为人们很少从“《红楼梦》美学”的传人的角度去谈他,因此尽管我更想谈的是史铁生,但是我还是选择了海子。

   选择林昭,原因我就不去讲了,陈寅恪为什么选择柳如是?陈寅恪选择柳如是的理由就是我选择林昭的理由。

  

   一、世纪中国: 错失与机遇

  

   我们走得有多远?

   其实,在讲过曹雪芹以后,在讲了王国维和鲁迅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我最近几年常说的: 叩问美学的新千年。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实我们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关头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我们把它叫做“礼崩乐坏”。第二个,是明末清初时代,我们把它叫做“天崩地解”。第三个时期,就是清末民初,我们把它叫做“道术为天下裂”。也就是说,文化的认同感被完全地破坏掉了。“道术为天下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中国人的努力就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事实上,我们还处在一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在这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作出了最伟大的努力,包括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以后还能做什么,就非常关键。而现在,是第四个重要关头。因此,我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纪之交,是新百年,也是新千年。它相当于春秋战国,相当于明末清初,相当于清末民初。有一句话叫做: 千年等一回,或者短一点,百年等一回。那么,我们如何去叩问美学的新千年呢?

   本讲一开始就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但是在叩问之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百年中,我们到底走得有多远?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起码同等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在上一个世纪,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全世界有两个民族走得最远,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俄罗斯民族。德国的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他们创造了20世纪的文化高峰。而我们假如不想再次成为野蛮人,假如不想距离时代更远,那就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因为那里才是培养人性的地方,是爱的学校,我们必须向他们致敬!

   我知道,肯定大家会说,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鲁迅以后,我们丧失了思想创新的基本可能。例如,从鲁迅以后,日本人就打进来了,对不对?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不好,如果生存条件很好,如果不是动乱和战乱,不是贫病交加,不是政治运动频繁,我们这个民族也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可我要十分严肃地说,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思想文化的创造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不一样,和政治制度的创造也不一样。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它可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思想文化的创造,有时候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时候不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有时候,一个不稳定的环境反而可能会造就思想的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国家不幸诗人幸”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准备一代非常精彩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那么我觉得一切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四大精神际遇

   我始终觉得,20世纪本来应该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光辉璀璨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的中国,它所经历的一切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也是世界文明有史以来所最难得的发展机遇。什么发展机遇呢?我们可以说,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世纪都不可能经历的。在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全新的精神事件,全新的精神现象。它完全可以造就全新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大师。这个发展机遇,钱理群先生认为有三次,我则觉得应该是四次。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西方的那些思想大家,比如说存在主义这样的思想学派、哲学学派,比如说,西方的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都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范围的大战,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有几十万人的战争,蔓延方圆几百公里就很不简单了,对吧?但是,你见过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吗?你看到过因为一场战争,导致了全世界人的精神处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你能够想象到一场战争死亡如此之多的人口吗?一次大战,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是死亡1000万。二次大战,死亡是4500万,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有所不同的。我主要想说明,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集中的人类的互相残杀。残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深刻反思。但是,它的结果非常奇怪,西方因为反思而出现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而中国反思的结果是什么思想大家也没有。你看,一次大战,中国有哪个思想家悲天悯人地反思过呢?二次大战,中国是直接的参加者,也是主要的战胜国。但是,中国有反映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思想文化巨著、文学巨著吗?没有。一战的时候,德国有个数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因为看见了世界大战,直接地感悟到了世界文明的巨大变化,他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这样的书中国有吗?尤其是,我们反映一战、二战题材的小说,有哪部是十分成功的啊?没有。我们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有哪一部称得起是十分成功的巨著?扪心自问,我们愧对历史啊!

   第二次机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可以说20世纪它是什么什么的世纪,但是西方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法: 20世纪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因为资本主义虽然在20世纪它继续高歌猛进,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属于20世纪,它是20世纪以前就有的,在20世纪才产生的只有社会主义。它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的产生在人类精神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苏联人作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在思想上也无愧于这个精神创造。《古拉格群岛》、《癌病房》、《日瓦戈医生》,是完全称得上可以雄踞20世纪世界文学之林的,并且因此而得了几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苏联人面对社会主义时候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吧:“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也一定还记得索洛维约夫的名言:“死亡与时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为它们是主宰,一切都会旋转着在黑暗中消失,亘古不变的只有爱的太阳。”是的,他们所进行的,就是一场成功的“爱的审判”。但是中国呢?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哪个作家把它成功地写出来了呢?有哪一个思想家把它反省出来了呢?中国就是苏联的保尔•柯察金的水平。有几个是真正的大师的水平?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作家写的文学作品是达到大师水平的?你看看《日瓦戈医生》,它没有说社会主义好或者不好,它只是说,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尤其是给苏联人精神上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它写的是精神史记与心灵史诗。我们中国有吗?我们中国倒是有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作品除了丢人以外,还是丢人。除此以外,哪一位能给我举一举例,说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写得真正反映了中国本质了呢?

   第三个机会,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是20世纪的重大现象,因此拉美文学拿了诺贝尔奖,对不对?那我们要问,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1949年他还说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那我要问,对人类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神遭遇,有哪一个中国的作家,有哪一个中国的思想家反映了它的一丝一毫呢?我们反映这个历史过程的有《暴风骤雨》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但是很少有作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历史的本质的,也很少有作家能够写出斗地主、分田地背后的美学内涵的。这是第三个机会吧。我们又丧失了。

   第四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国是独一份儿,因为苏联有始无终,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问,在中国谁因为反思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史而成为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很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有三个月的改革,结果“思想的报春鸟”昆德拉就应运而生。他就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结果就感悟到了时代的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思想,因此就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可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啦,人家才三个月,你都已经三十年了,那我们的昆德拉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做中国人,但是假如说所有的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都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应该因此而寝食难安。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暗自说:“管他呢?”那我觉得我们就还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华丽的转身”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鲁迅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停滞不前的。鲁迅达到了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是鲁迅也有他时代的局限,我在上一讲中跟大家说过了。鲁迅的高度就是意识到了“无缘无故的苦难”。就是面对这个“无缘无故的苦难”,你应该怎么做呢?本来应该回报以“无缘无故的爱”。鲁迅总是要问自己,我凭什么这样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问: 我凭什么啊?尽管鲁迅很勇敢,但他还是问自己,我凭什么啊?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我在《在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这讲中说了这个意思,下课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过来说,哦,今天你这个名词我很喜欢: 华丽的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新千年新百年,必然需要一个转身。这个转身如果成功,它是华丽的,如果不成功,我们也要命名为悲剧的转身。但是我们必须转身!这两千年我们都不转身。是吧?或者是面对苦难视而不见,或者是面对苦难与它共存亡。这就是鲁迅之前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鲁迅之后,我们要转身,要背对苦难,面向光明,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条美学道路。而这条美学道路,必须从鲁迅开始,必须要接着鲁迅讲。

   荷尔德林有一首诗,他说:“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就是说当你面临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抬望眼,仰天而问”呢?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头埋在苦难当中,叫苦是不对的,反抗也是不对的,你能不能去转过身去寻找光明呢?这就是:

   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

   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

   这首诗因为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解释,成为20世纪的强音。或许,它应该被称之为20世纪的精神纪念碑、美学纪念碑。也就是说,20世纪的人全都意识到了,要用“无缘无故的爱”来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海德格尔最后讲哲学都不讲哲学,而就讲荷尔德林的诗。对吧?就好像我现在讲美学,也学会了就讲讲曹雪芹,讲讲鲁迅,或者讲讲但丁、讲讲莎士比亚,等等,在我看来,讲讲这些人就足够足够了。因为这些人远远走在我们前头,我多次说过,他们最先进入了20世纪而我们没有!我们尽管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却连20世纪的门还没摸着呢。所以我说,这个“抬望眼,仰天而问”的追求,应该成为我们的新的地平线。应该成为我们新千年的华丽转身。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找不到叩问新千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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