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其中对于宋代城市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于日本的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斯波义信、木田知生、伊原弘、平田茂树等在不同时期先后作过一些学术回顾。

斯波义信学术视野开阔，其代表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对宋代城市均有精彩论述。他的《围绕中国城市研究的概况》（《法制史研究》第23卷，1974年）以法制史研究为中心对日本学界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城市研究作了概述。此外又有《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征》（《历史学研究》第614卷，1990年）、《对宋代城市化的考察》（《东方学》第102卷，2001年）相继发表。

木田知生的《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2号，1978年）、伊原弘的《以宋代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况——木块拼花工艺的多面体解剖学》（《中国——社会与文化》2，1987年）、平田茂树的《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也分别以各自的研究兴趣为重心，对宋代城市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述评。

考察宋代的城市问题，都城开封应该说是个极好的研究对象。宫崎市定在《中国史》下卷中用“输出血液的心脏”来比喻开封在北宋时期的重要地位。另外，有关开封的史料也远较地方城市为多。从宋代城市研究的成果来看，其相当多的内容是依据开封的史料，或者以开封为例来展开论述。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专门研究宋代开封的论作。这些研究虽然不乏一些经典之作已为我国学界所熟悉和引用，但尚有一些近年的成果未能被广大学人所及时了解。

本文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对几代日本学者研究宋代东京的成果作一介绍，对该领域的学术史进行简要的回顾，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980年之前：以宋代城市制度为中心的经典性研究

那波利贞的《宋都汴京的繁华》（《历史与地理》第10卷第5号）、中野英雄的《北宋的首都汴京》（《日本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四辑）、曾我部静雄的《开封与杭州》（《中国历史地理丛书》第七辑，富山房1940年版）描述性地介绍了开封的城市风貌、传统节日等情况，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成果。

直到加藤繁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才奠定了宋代东京研究的基础，他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2年版）对宋代的城市制度做了丹创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以开封为例，说明了宋代城市的城壕结构，然后指出坊制到了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溃。与之相伴，市制也逐渐崩溃，坊内和市内的商店都争先朝着街面建设店铺，之前固定的东市、西市的区划也逐渐湮没。商店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夜市兴盛起来。瓦子这样的游乐场所，临街而立的二三层的酒楼，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废除，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这篇论文的精髓是讨论坊制的崩溃过程。他认为，唐代的坊制在宋代初年也还存在，到真宗的天禧年间还是这样。他根据街鼓的废止时间，判断坊制的崩溃时间为宋仁宗时候。坊制崩溃以后，坊的名称不一定就此消失。但从熙宁年间起，已经逐渐不称坊名，开始流行用街巷等名称来指示城里的地理。

对于加藤繁的这个学说，梅原郁先生的《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鹰陵史学》第3、4号，1977年）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梅原郁对加藤繁引用的一些史料提出了质疑，进而认为虽然能见到“东市”、“西市”这样的字句，但全都是以斩刑的场所出现，因此从史料来说，宋初的市制依然存在这一说法也许有点靠不住。梅原郁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坊制、市制的存否，不如说是坊制实体坊墙存否。梅原郁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对“侵街”的现象的分析，指出唐宋街道变化的三个阶段：（1）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2）临街店肆到侵街店肆，（3）从侵街店肆到夹街店肆。由此，梅原郁将坊制的崩溃上溯到宋初甚至五代，从而修正了加藤繁的观点。

木田知生的《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冯佐哲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原载《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2号，1978年）在对加藤繁、梅原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侵街政策的变化，论述了以开封为代表的宋代城市的变化过程。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士大夫在京城经营大型邸店的现象。

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加藤繁到70年代的梅原郁、木田知生，日本学者对宋代开封的城市制度进行了相当精到的研究，其观点常被中国学者引用，至今仍有影响。

二、1980—1990年：平静中的拓展

进入80年代，对于宋代东京城市制度的研究开始淡出日本学人的视野，新的研究领域日渐开辟。

山内弘一的《北宋时代的郊祀》（《史学杂志》第92卷第1号，1983年）、《北宋时代的神御殿与景灵宫》（《东方学》第70卷，1985年）、《北宋时代的太庙》（《上智史学》第35卷，1990年）等论文对宋代都城东京举行的礼制空间及其相关的诸问题进行了探讨。梅原郁的《皇帝．祭祀．国都》（《历史中的城市——续城市社会史》，米乃路瓦书房1986年版）探讨了最高统治者在东京城的祭祀活动及其与东京城市空间等问题，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宋代都城研究多有启发，对唐代长安的研究也颇有影响。另外，他的《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边》（《布目潮讽博士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90年版）论述了有关宋代城市居住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店宅务与楼店务、城内住宅的赁贷、房钱的放免、赁房的契约、赐第等等。

古林森广的《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汴河水路工事》（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水利史论丛》，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则探讨了宋代东京的汴河水利工程。

斯波义信的《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征》（《历史学研究》第614卷，1990年）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都城开封的人口构成，消费规模、汴河航运、商业结构以及北宋亡国之后的没落等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本文不仅讨论了宋代的东京开封，而且从宏观的视角来把握，将宋代东京视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一环。

三、1990年以来：成长中的繁荣

进入90年代，日本学界对于宋代东京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一方面，一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论作；另一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有所创新。

伊原弘的《中国开封的生活与岁时——宋代城市生活绘卷》（山川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对宋代开封做了多方位的透析，内容包括建都的历史背景，城市的建设过程，城市景观的构造，一天中的晨昏更替，一年中的四时节令，城市的礼仪祭祀，上自皇帝、官宦、庶民以至于妓女诸阶层的生活状况，以及开封的沦陷和衰亡、江南城市的兴起，等等。该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生动地描绘了宋都开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久保田和男可以说是研究宋代东京的青年专家，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探讨东京开封的论文。《宋都开封与禁军军营的变迁》（《东洋学报》第74卷第3、4号，1993年版）首先分析了后周、宋初禁军军营对开封都市空间的影响，然后考察了神宗时期禁军改革中禁军军营的变化。《关于唐宋帝国的都市构造》（《史滴》第17号，1995年）则着重论述了开封都市构造的特色。一方面，宋都开封是由地方州城扩建而成，另一方面，由于其在军事地理上处于“四战之地”，只能“以兵为险”，在都城开封屯驻大量禁军，所以在城市功能上，需要不断地改造来满足禁军及其家属这一消费阶层的生活。另外，该文还分别从军营的物理机能和象征机能进行了分析。《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与都市构造》（《史学杂志》104编7号，1995年）则以都市治安为切入点，指出宋都开封的都市构造与唐代之前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文章首先从坊制、巡铺以及街鼓等方面切入，对开封的夜禁现象进行了论述，然后探讨了北宋定都开封后，都市构造中出现的禁军军营现象，进而分析了神宗时期的夜禁与徽宗时期的夜市。《宋代的时法与开封的早晨》（《史滴》第17号，1995年）首先说明了官僚出勤的时间、朝会的时刻及其与宋代的时法，然后讨论了官僚的早朝与待漏院、城门的开闭以及官僚的起床时间等问题，最后还论及庶民在早晨的活动内容。《王安石与开封的都市社会》（驹迅学园《研究纪要》第6卷，l995年）讨论了王安石变法，特别是其中的市易法对开封社会的影响。久保田和男的《试论宋都开封的人口数》（《东洋学报》第82卷第2号，2000年）以在京禁军数量为线索，探讨了开封城市人口数量的变迁。该文不仅考察了开封的人口数量的空间构成，而且考虑到禁军及其家属数量的变化，分析了米谷消费与人口数量的关系。此外，还从城外厢军营的数量人手考察了城外的人口。《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与西部》（《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第36号，2002年）还从城市功能分区的角度，指出开封内城东部的二厢作为商业中心首先繁荣起来，而西部尤其是面向西华门一厢的编户人口极少，主要是因为此处驻扎有许多禁军军营。由于城内东部的商业建筑居多，而西部的禁军军营所占面积比例最大，所以造成开封城内东部和西部城市景观上的巨大差异。《首都研究与宋代开封》（《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第13卷，2003年）在评论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城市研究举要》时，阐发了自己对于宋代都城研究的一些看法，比如他认为首都的机能可分为“圣”与“俗”两个范畴，“圣”的机能表现为象征国家权威的祭祀纪念物等建筑的构建，“俗”的机能包括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

研究城市这一问题往往注重空间的实体，而在不同时期城市的历史内容又会有所不同。如果能够将三维的空间世界与一维的时间序列相结合无疑更能体现历史学对城市史研究的深度。可喜的是宋代东京的研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久保田和男的《北宋东京外城小考——以神宗朝修城为中心》（《历史地理》第二十辑，2004年）通过对神宗时期修建外城城墙的分析，探讨了宋人对于外城城墙的认识。着眼于徽宗朝，久保田和男的《北宋徽宗时代与首都开封》（《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4号，2005年）则从皇帝权威的强化与蔡京的专权的种种措施来考察都城空间的再造，比如道教的兴盛、艮岳的营建，明堂与延福宫的建造及其与蔡京专权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这篇论文还考察了都城空间的再造与居民生活的若干问题，比如景龙门与东华门街市容景观的变迁，皇帝赐第对庶民生活的影响，等等。

本田精一也把研究的时段聚焦到徽宗时期，他的《首都开封的物价与市民生活》（《亚洲游学》第62号，2004年）从市场物价、货币行情、消费者信用与商业秩序、住宅、副使、人情风俗、仪式、娱乐、御苑的解放，还有大城市的阴暗面等诸多方面论述了首都开封的物价与市民生活。

    平田茂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近年来，他将政治史的研究与都城空间相结合，这不仅为宋代政治史研究，而且为宋代东京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除了前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之外，他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亚洲游学》第7号，特集：宋代知识人的诸相，勉诚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从政治史料解读宋代的都市空间》（《亚洲游学》第78号，特集：中国城市的时空世界，勉诚出版社2005年版）也从不同的层面阐述了如何从政治史料的角度来解读宋代的都市空间，通过政治事件中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问题来探讨都城的政治空间。他的一系列力作《关于宋代的垂帘听政》（《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版）、《宋代政治构造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4号，1994年）、《宋代的朋党与诏狱》（《人文研究》第47卷，第8号，1995年）、《宋代政治史料解析法：以<时政记>与<日记>为线索》（《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4号，2001年）以及《解读政治的舞台之内——宋代政治史研究序说》（《知识人诸相——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诚出版社2001年版）等均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实践。鉴于这些研究侧重于政治史的内容，在此不一一详述。

两宋之交宋朝统治集团从开封南迁临安，这对江南地方社会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盐卓悟的《宋代城市的食文化》（《亚洲游学》第78号，特集：中国城市的时空世界，勉诚出版社2005年版）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史料入手，探讨了在饮食文化上由北食到南食的变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市俗风情画，一直以来被作为研究宋代，特别是宋都开封的重要史料。高村雅彦的《<清明上河图>城市建筑考》（《亚洲游学》第11号，特集：读《清明上河图》，1999年）考察了与宋代城市建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木津雅代的《看<清明上河图>的树木与石头》（伊原弘编：《读<清明上河图>》，勉诚出版社2003年版）则探讨了东京开封的庭院布置情况。

总的来看，日本学者对于宋代都城开封的研究一直比较关注，可谓代不乏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研究视野在与其他领域的结合互动中不断拓宽，体现出良好的学术创新意识。

当然，从成果的数量来看，中国学者的相关论作已近四百篇（部），而日本学者还不足百篇（部），但是，这些成果却不容忽视。除了早期加藤繁、梅原郁等先生的经典性论文为我国学界所公认之外，近年来日本年轻一代学者的选题角度和研究思路也往往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中日两国学界以往的交流还不是很充分，这既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也有空间距离的阻隔。相信随着两国学者沟通交流机会的日益增多，宋代东京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