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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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 (进入专栏)  

  

   小引

   一九九一年的日记只零零碎碎记了几天,就没有记下去了。这是由于我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间与张可同去香港,离沪前一段时间,诸事忙乱,无暇动笔。抵达香港后,我们住在承义家。他和倬如让出自己的房间,在起坐间内打地铺。香港居住条件困难,他们的家没有供我单用的写字桌。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日记只能停下来。(不过为写杨朱论文积累资料,我还是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在香港期间,得到辗转转来的杜维明的信,他邀请我于二月间去夏威夷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出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去联系、去交涉、去请假、去奔走,去办理一些琐细又不得不办的事。等到从夏威夷开完会到上海,人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息……没有力气再来记日记了。这一年的日记就这样停止了。为了补足九十年代日记的这一段空白,我写了一篇回忆录来代替。

   已往我出门都是拿的公出护照,过关验证比较简单。这一次却不同,我们去香港拿的是探亲护照。入境后排队等候多时,我才被叫入一间房间,里面有几个穿着香港政府海关制服的男女职员,一个女职员手里拿着我的证件,盯着我看,像要发现什么。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问:"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什么?"她再问,一连几次,一直听不懂我说的王元化这三个字。直到她看了看我填写的表格,才大声念道:"哦!王——云——发——嘛!"好像在责怪我的发音为什么这么古怪。不过,她听普通话的功能障碍,幸而一下子就过去了。接着她又问了几个问题,这回对话进行得顺利了。最后她严厉地对我说:"你不可以在香港久住,到时候不回去是不行的。懂不懂?"这种无礼的态度大概是一向对待大陆人的。我也不客气地回答:"你怎么知道我不回去?我并不喜欢香港,没有事我是不会来的。"

   抗战初,我在上海租界住了四年,我早就见识过替洋人办事的各色中国人了。记得七七事变后,我随父母从北平逃难到天津。当我第一次踏上天津的法租界土地,就碰到一件令我难忘的事。那时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我们刚刚经过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在法租界惠中饭店安顿下来,劳顿不堪,惊魂甫定。这时几个带着礼帽穿着黑衣裤的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了饭店大堂,向一个旅客问话,没有三言两语,就朝着这个人身上狠狠地擂了几拳。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事后才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来饭店进行检查的。大概那位被殴打的旅客,也是初到天津,不知底细,没有答理他们,因而遭到了殴打。

   不过我对香港的印象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应该承认,英国人在市政规划和城市管理上,是有丰富经验的。香港的市政、环卫、交通各方面都管理得很好,香港的经济是繁荣的,居民一般都较富裕,也较有教养,马路和公共场所很少见到争吵,而且也都注意公共道德。这和日本人在统治东北时有着天壤之别。在那里,日本人所行的是敲骨吸髓的掠夺政策,一切资源和财物都被抢劫一空,民穷财尽,人人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但是香港和英国本土毕竟两样,英国人并没有把他们的母体文化带到香港,这一点正像我过去在上海租界所见到的一样。虽然殖民者在上海和在香港并没有两种不同的统治政策,但是上海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香港的情况却不同,尽管香港也有完善的大学、也有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也有各种先进的文化设施,也有卓越的学者,……但是正如汪丁丁在《学术中心何处寻》一文中说的,香港却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把香港称为"文化沙漠"固然过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香港的传媒有着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大陆好,其他方面则未免逊色。香港有着第一流的学者,但人数很少,影响有限,对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作用。香港学生上学目的是将来就业,只讲实用,不务精深。在学院中,一些重要基础学科和精深的学问,往往无人问津。图书馆里虽然也挤满读者,借阅的书籍则多偏实用和工具性读物。文艺作品出借的比重很大,但只限通俗性大众读物。我在香港期间为了查阅资料,曾去九龙中央图书馆看书。这个图书馆很大,设备也完善,但大量藏书都是经济和工具性方面的读物,我要借一本《吕氏春秋》却没有。倘要研究英国文学,这家图书馆也会同样捉襟见肘的。我说英国统治者没有将其母体文化移植到这块殖民地来,就是指此而言。过去我在上海租界居住时,法租界禁止电影《左拉传》公演,英租界禁止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公演,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居港期间,由于借书的偶然机缘和中大教授刘述先会面了。这次来港完全为了家庭的团聚,我不打算和外界接触,所以当友人陈方正要我去中大演讲或座谈时,我都一一辞谢了。我的来往只限于几个熟人。其余的时间为写作扬朱的论文,大多用在阅读资料上了。我早答应陈鼓应为他编的《道教研究》投稿。有关杨朱的资料很少,《列子杨朱篇》是后人的伪托,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远远是不够的。为了收集有关杨朱的更多资料,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读了《庄子》,作了较详细的笔记,准备再读《吕氏春秋》。既然九龙中央图书馆没有这部书,我只得拜托陈方正再向中大图书馆去借。那时承义住在美孚新村,我向方正说,中大如果有人住在美孚新村附近,就可以拜托他将书带给我。方正是熟朋友,他愿帮助我。果然过了几天有人把书带来了,这人就是刘述先。原来他也住在美孚新村,这真是十分凑巧的事。我们从此就来往起来,我几乎天天吃完晚饭都和他一起在靠近海边的行人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谈。他和夫人刘安云都在中大教书。刘安云是脾气十分爽快的人,她正在翻译一本美国出版的谈论中国文化的书,她说书中也讲到了我。刘述先的父亲静窗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是朋友,时相过往,他们都是湖北人,二人常在一起谈学问。静窗先生也住在上海,但我去访问熊老时没有见过他。刘述先还告诉我,张之洞五世孙遵骝先生,现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他们可能是世交,很熟识。他说张遵骝曾向他推荐过我的著作。过了几天,他拿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沉思录》,打开书,指着上面的圈圈点点说:"这是他圈的,他读得很认真。"我不知道张遵骝,从来没有人向我说起过他。听了刘述先的介绍,我除了知道他比我年长外,只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回到上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不久他也写来了回信。正当我想通过书信来增加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他去逝的讣告,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这使我不禁为之惆怅。

   在香港居住的两个多月中,我和方正、观涛、青峰一起吃过几次饭,此外和外面再没有什么接触了。家居时间多半用在为撰写杨朱论文,读资料、写笔记上去了。我的生活并不寂寞。我没有去看望什么人,也没有打电话把我在香港的消息通知一些熟朋友。我准备探亲时间一结束,就这样悄悄回上海。可是没有料到,我在香港竟意外碰见了马悦然和他的夫人宁祖。这次偶然的相会是由于他利用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休假,来香港中大讲学。陈方正向他讲起我也在香港,他打电话来说要见见我。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就在美孚新村承义家中会面了,马悦然和宁祖夫人一起来的。承义和倬如就留他们在家吃饺子。不知是不是异地遇故人的缘故,这一天我们都过得很愉快。

  

   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钟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马悦然第一次来找我,还带了个录音机准备进行采访。他要我谈谈大陆文学界情况,现在我还留有一张他在录音时的照片,当时他的关注似乎偏重于现代文学方面。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曾受到大陆方面的许多责难。一九八六年在金山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他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作些解释,提到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马上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话音未落,就引起一片谴责声,在群情激愤下,他显得有些狼狈。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诺贝尔奖自然不是翻译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八个评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懂中文,其余十七位评委阅读中国作品全都需要依靠翻译,而作品是否可以获奖是要靠全体评委投票通过的。请你说说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中,翻译重要不重要?我不知道这些评委中有多少人懂日文?纵使有也不会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靠翻译好。据说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他是带着他的译者一起去领奖的。他在获奖后的致词中,也特别对这位译者表示了谢意。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母语与外语兼优,而且还需要业务的素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独特风格,有它的蕴藉、含蓄以及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有它带有作者性格烙印的抒情写意的特征,……这些都要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可以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我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替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只落得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补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我对马悦然是比较理解的。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后,我们再会面时,他曾问我:"你看我要不要再去中国?"那时许多人不再来了。我建议他再到大陆来,后来他真的到北京去了一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觉高兴。他喜欢北岛的诗,但对北岛也不是一味赞扬。有一次,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北岛曾对他说不喜欢中国的古书,表示对传统的厌恶。他说,他不能理解,一个作家倘使把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都当作是要不得的东西,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我认为他向我说这话并非是酬酢语,他知道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在文化问题上赞同返本的主张,而且我在那时还带有一些反传统的思想色彩。

   我和马悦然在香港会面后两年,又在斯德哥尔摩重见。这次分手不太久,就得到了从瑞典寄来的陈宁祖去世的讣告,讣告是罗多弼寄来的,其中还附有一篇马悦然用英文写的悼词,记述了宁祖的生平和他们两人的感情。我收到讣告后马上寄去一封吊唁信,表示了我的哀悼。我在斯德哥尔摩时,宁祖对我很好,几次请我到她家去吃饭,出门又多次为我开车。她患癌症已经很久了,开过好几次刀,这是她去世后罗多弼告诉我的。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和她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精神饱满,从不显出病容,她是一个很坚强很有毅力的人。

   我在香港原打算住三个月,得了杜维明邀请去夏威夷开会的信后,需要在一月内离开香港,回上海去办出国手续。张可一个人留下来,以后由承义送她回沪。我在香港最后逗留的时期,为出国事忙碌,人已经十分疲劳,别的事全都顾不上了。终于在上海办完最后一道手续,可以在二月中旬按时出去了。机票是由邀请单位(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寄来的,全程机票有两张,一张是先乘日航飞机飞东京成田机场,另一张是由成田机场再转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直飞夏威夷。过去出国都是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次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出国。同机去东京的中国乘客很多,但到了成田机场,要找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的候机室却不容易。成田机场太大,旅客又多,我不懂日语,机场人员服务态度也差,问了好几次,跑了不少冤枉路,总算找到了。候机室里空荡荡的,我是头一个乘客。一会儿乘客陆续来了,都拿的是日本红色护照。现在正是学校假期,一些日本学生是到夏威夷去旅游度假的。

飞机起飞的时间一点点临近,终于检票员放旅客进入甬道去上飞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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