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沈清松《科技、人文与文化发展》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 次 更新时间:2014-09-14 16: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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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沈清松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当代世界知名哲学家,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现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哲学系与东亚系,任讲座教授,多次在欧美一些名校名机构客座,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执行会长等职,睿智深沉,著作等身,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积极促进文明对话与科际整合。沈先生也是我校客座教授,多次来我校讲学与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沈教授的力作《科技、人文与文化发展》一书即将由我校出版社出简体字版,他嘱我为他的这部大著作序,我很惶恐,然也觉得十分荣幸。

   本书的中心是讨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现实关怀,显然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及其超速发展之负面对于自然系统与人文传统的破坏与所遭遇的抗衡。沈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以深厚的学养与理论逻辑的分析方法,娴熟地运用中西方各家各派古典及现当代哲学,系统翔实地为读者论述了科技与人文,资讯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当代科技思潮与人文的科技批判,科技时代的伦理道德,科技对艺术的影响与展望,科技时代的宗教与终极信仰,中西科技与文化的互动,科技发展与环境伦理,生物科技的伦理考量,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展望等内容。全书分三个部分,对科技与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定义、内涵与影响等各方面作了系统分析,并对中西互动、科技伦理与文化展望作了精细的讨论,是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现实感强,而且很有可读性。我没有能力评论本书,以下只能转述作者概括的各章的要点与结论。

   作者认为,当代历史有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其一是科技所带领的普世化、客观化、运作化的历史倾向;其二是由于人文关怀而兴起的历史意义,强调各历史文化族群的独特性、主体性和意义的创造;两者正处于一种对比情境之中。

   我们认为,科技与人文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作者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新的人文向度:(1)科技的发展使人不再对自然感到无能为力,甚至不再受到自然的威胁。自然变成一个不断可予以重新组合和转换的可能性,亦成为对人类发挥创造行动的一种邀请。(2)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人有了更大的实现正义的可能性,不但可以促进生产,制造更多的产品以供分配,而且可以用更为合理而有效的方法来从事分配。(3)科技的发展有助于人格的提升,由于人对外在世界的征服,亦更能促发其内在的自由和思想的提高。在现代科技中隐含了更深刻的人文主义:一种讲行动、重创造的人文主义。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需要人文精神为之支持,但人文精神之发扬有赖人文学者之研究发展,正如支持西方近代科技的人文主义乃由人文学者所发扬一样。国人切不可因为重视科技发展,而忽视了人文学科之研究发展,与人文人才之栽培。人文学科的发展若要能蔚成风气,须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作法,结合技艺、文学、艺术等实际文化活动,以求落实,并进而将技艺、文学、艺术等活动提升至人文思想层次。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密切的互补性,应彼此尊重,共创文化大业。科技工作者应多丰富自己的人文素养,并思考文化问题,切莫视之为与己无关。人文工作者亦应增益自己的科技素养,多留心科技现象,协助科技朝向更人性化发展,并且针对科技所造成的负面人文后果,谋求化解之道。人是自然与人文的辐辏,亦为科技与人文发展的核心,我们应该环绕“人”这一中心概念,来推动整体性的研究计划。

   作者对资讯科技的文化问题做了一些哲学的反省。他指出:值此科技时代,由于电脑科技的发展与资讯的便利,已经带给人类更丰富的生活内容,但也更需要我们人类凝神敛虑,发挥本有的人文力量。这要求我们更多的内心反省和综合,发挥人的创造力,运用资讯科技,展开一个新的人性化社会。在历史上,科技的发展一直和人文精神相伴随,科技应该以人为主体,而科技本身也展开了某种新的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在科技时代仍然该活得像个人样。人应发挥内在精神,开发想象力,增进对意义的了解,扩充爱心,时时进行深度的反省。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也还可以当科技的主人,虽然不是绝对的主人----因为科技也带来了人的命运和悲剧。不过,至少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做好科技的主人,并且与其他人、与其他文化传统,共同营造一个幸福的、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世界。

   科技虽然制造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单凭消极放弃便能解决,却仍然有赖科技的进一步研究发展来寻谋解决之道。否则,若只一味排斥科技,恐怕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如果人不要因噎废食,则继续发展科技,妥善运用科技,进而以人文提升科技,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光明的正途。

   作者认为,发展科技,是要使科技往深刻处发展,而不是往肤浅处发展。要科技深刻发展,就不能仅从事纯属科技本身的研究,却必须更从社会、文化和哲学方面来予以探讨。社会、文化方面的探讨,主要厘清科技对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便把科技纳入更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历程当中。但是,唯有哲学才既能考量科技本身的内在理性与价值,并从整体来看待科技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系。

   所谓反科技运动对于科技所采取的,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的反动,实在有它更为深刻的向度。它可能是对科技所包藏的表象形上学及其中所含对于存有的片面之见的反抗。反抗科技的运动,实际上是反抗在科技中所隐含的西方文化中的根本理趣,甚至反抗其中所隐含对于存有的根本看法。因此,在根本上,反科技运动与其他反社会建制、反西方文化等思潮,是一脉相通的。这显示整个时代的精神正在尝试努力脱离表象的形上学,进而走向一个强调生活、参与和创造的行动的形上学。

   在科技所开展的文化园地里,需要人发挥更大的活力和艺术与道德的创造力。中华文化一向重视对理想、价值的信仰,并强调道德和艺术的创造精神,这点与科技世界的基本精神有相配合的地方。我们今天应重新发挥固有的开放的人文价值,重振道德和艺术的创造精神,以整全生命力的诠释,来赋予科技世界以新的意义。若能如此,我们将可在未来历史中,创造出新的文化整合。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人若要在道德生活上衔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首先必须注意到科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及其中伦理关系的特性。此外,尚须注意科技思想之特性,以及科技经验与道德经验的内在相关性,才能把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道德精神用适当的方式再发扬于今日。作者从道德基础、道德规范和道德动机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科技的发展能提供现代道德规范以新的依据,因为科技上所提出关于事物的功能法则与演进法则,皆可以被人转变为科技规范。此外,我们的道德心更可将科技规范点化为道德规范,而使科技行动变成实现正义与仁爱的道德行动。这在科技发展所突显的职业道德生活尤然。现代道德生活以职业道德为主。职业道德一方面需要专业科技知识的基础,另方面,又需认清本科专业运作过程中的道德意涵,以便发挥道德心予以实践。为此,今后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各科系中,应加强本科的职业道德研究与教学。每一学科皆有涉及专业的道德问题,例如医疗道德、商业道德、新闻道德、工程道德、行政道德等。

   本书还讨论了科技时代人类心灵的一般处境,科技发展造成的艺术变迁的特性,以及在这种新处境和变迁之下,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意义。哲学的思索极有助于艺术活动的自我了解。哲学的训练和反省大有助于艺术工作者了解自己的创作所处在的时代环境,创作的技巧和观念所秉承的哲理,藉以达成自觉,使艺术批评有所依据,并了解真正的承袭与创新何在。从哲学的层次来看,才能真正明白艺术创作的时代讯息。作者对道家老庄的艺术、美学独有慧心,多有阐发。

   综合科技时代艺术的特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作者特别突显两个重要观念:其一是“参与”,其二是“行动”。这两观念正显示当代艺术与传统中国艺术相符的精神,亟待我们加以发挥。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不是为了使人类复陷于焦虑和空虚之中,甚或意欲毁灭世界。

   作者指出,当代人在终极信仰上的偏失造成的心灵上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方面失去超越的终极信仰对象,仅存内在的信仰对象,至于对于科技的信仰所代表的意义,也仅只是人类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和走向宰制、争斗的权力意志;另一方面,在于当代人只有隐态的信仰方式,亦即对于自己内心的信仰动力缺乏自觉,只能被动地随波逐流,甚至以外在的、低俗的价值,来替代内在的信仰对象。当代人只有纯属内在且缺乏自觉的终极信仰,人的心灵一方面对此感到不满,力求超越;但另一方面却在现实生活上以更低俗的价值取代之,难怪现代人要常感焦虑不安。若要化解不安,提升心灵,则在终极信仰上,首先,当代人不能再仅停止于内在的信仰,反而应该显化其超越的信仰,由内在而求超越,觅得一既内在又超越之信仰;其次,不能再盲目而无自觉地信仰,却必须化隐态为显态,从不自觉转向自觉,如此现代人的心灵始有光明的出路。

   世界各大宗教的终极信仰皆兼合超越与内在之义。各正派宗教都鼓励人自觉地体会在仁爱与正义中既丰富又紧张的经验。儒家所言的“诚明”、“尽性”、“仁、恕”等,也都指向此种既内在又超越的丰富的心灵生活。国人若能发挥此种中国文化精神,是人若能发挥各大宗教所隐含的精神富藏,应可为科技社会中逐渐干枯的心灵带来柔润的甘霖,再度发挥人类的文化创新力。?

   从16世纪开始发展到21世纪的西方近现代科技,有其终极预设:它预设了一种直线式进步、不连续、重宰制的典范。首先,它们假定了直线进步观,认为时间是以直线方式进行,且无法逆反,为其特性。其次,它们强调现代的不连续性:认为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最合理的;旧的则是错误的,不合理的。最后、它们偏向于以理论建构来宰制经验资料,以已发展国家来宰制发展中国家。由此观之,任一个够资格来与西方科技竞争的典范,都必须能处理这些终极预设,方不致被它们所全面压制。

   一般说来,西方科技在理论层面上较强调结构优先于意义,系统优先于人的主体;物理优先于人性。在实践层面上,它们较重视现代优于传统,西化优先于本土化,宰制优先于协调。对于这些特性的洞视,使我们即使在其良好伪装之下,也能辨识别出西方现代科技的真正本质。而近代中国哲人所提议的典范,多少会与此形成对比:在理论层面上,他们强调意义优先于结构,主体优先于系统,人性优先于物理;在实践层面上,他们着重传统优先于现代,本土化优先于西化,协调优先于宰制。

   中华文化所真正需要的科技政策,不应该仅限于技术的转移和国际合作的策略,而是须运用知识论的反省、整合的文化政策,以及一套恢宏的互动典范,来加以明确的规定。针对近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出来的“宰制─依赖”典范,一个较为妥当的概念主线,应定位在“主体─资源”的思路上。换言之,应以当前国人为文化创造之主体,而以中华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与科技,甚至其它的传统文化精华,作为今后文化创造的资源。举凡资源,总可不断增益,然亦须经由创造的主体来弃劣扬优,进行吸收和改造。用“主体─资源”的架构来思考,才能真正克服由“宰制─依赖”造成的困境。

   国人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所面对的是自然世界,在现代社会中所面对的则是科技世界,但无论自然世界或科技世界,皆需经过人的精神创造力的转化,使之成为宜人的生活世界。然而,一个可游可居的宜人生活世界,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总是一个在其中人的心灵可以与自然亲切互动的世界。正如刘勰所言:“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在传统文化中,人的心灵与自然的亲切互动,正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微妙关系。在今天,我们也应当在这种人与自然微妙互动的历程中,营造人间的居住与存在,这才是讲究环境伦理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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