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守行蓄德光前裕后——汤一介的人与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14-09-14 16: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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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12日副刊

  

   汤先生祖籍黄梅,是我们湖北佬。他与我的导师萧萐父先生是好朋友。萧先生曾请他来武大跟我们讲过课,因此我也算是汤先生的弟子,只是未能登堂入室。

   汤先生否认自己是“大师”、“哲学家”,这恐怕并不能用“谦虚”两个字来加以解释。煌煌十大卷《汤一介集》出版了,基本上包括了汤先生已发表的论著与访谈。有意思的是第一卷,极左时代的哲学论文“立此存照”。作者坦然面对,也深刻反省。

   与很多读者一样,我最先读又最喜欢读的是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散文与随笔》。书名借助于黄梅人废名先生的诗。散文与随笔最能反映出作者的心灵,内容涉及他的家世、人生、爱情与友情。

   汤先生与夫人乐黛云先生相知相爱相守一生。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年乐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后,汤先生的辩护与关爱的细节。俩老数十年相濡以沫,危难时彼此支撑,一对患难夫妻的真情。他们俩人学术互补,志趣相投,尤其是都有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他们自比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先生有家学渊源与家风的陶冶。他的祖父汤霖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后来也做过不大的官,主要的事业还是教学,教了一些学生。他的祖父留下了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就是:面对困难的事情,不要逃避它;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担负起责任来。汤先生晚年组织同仁与学生办书院,编儒藏,做经学史、儒学史、三教比较史研究,也体现了这一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

   他儒雅平和的性格,来自于乃父。他的父亲汤用彤是一位超群的学者,留学哈佛,可以同时开印度佛学、欧洲唯理论与经验论、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的课程。汤用彤先生是佛教史的大家,敦厚,喜欢安静,平常独默不语。钱穆《师友杂忆》写老汤先生等很传神。汤用彤先生参加了吴宓、梅光迪、柳诒徵等于1922至1933年编的《学衡》杂志,是《学衡》派的重要学人。此学派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该刊的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实际上,《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老汤先生等探讨“东西历史民性的差异性”问题,主张选择中西文化真正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

   汤先生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他最早出国,并把海外学者及其学术引进国内。记得1985年初,我出席了汤一介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亲耳聆听了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专家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及来自海外的魏斐德、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邹谠等先生的演讲,一睹名家风采,亲承大师謦欬,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们感觉很兴奋,自称为“黄埔一期”,挤住在中央团校地下层的大教室一点不觉得苦,心里很温暖。当时我们对自家文化的理解还是教条的、批判的,这期讲习班给我们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1985年底在湖北黄州,汤先生与萧先生主持“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在他们手下跑腿张罗,来自全国和美国、加拿大、苏联、日本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石峻先生、汤一介先生、楼宇烈先生等都来了,海外冉云华、杜维明、成中英及苏联科学院布罗夫先生等都是第一次来湖北。当时黄州还不是开放城市。

   汤先生致力于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颇有慧心。他提议创建中国解释学,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 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汤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一种特殊的哲学必有其一套特殊的概念,并由若干基本概念构成若干基本命题,又能根据若干基本命题用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进行理论推理而形成哲学理论体系。作者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汤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汤先生认为,“天人合一”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家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许多古代哲学家都明确地说:哲学就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学问。“知行合一”是要求解决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如何认识自己、要求自己,以及应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是关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认识原则的问题。“情景合一”是要求解决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和其创作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等各个方面。但是,“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它最能表现中国哲学的特点,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宇宙总体统一的发展观。

   由此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这三套理论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这三套理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同样也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所在。

   汤先生敏锐地应对海外文化与哲学的新论域,予以回应,他致力于中国大陆中国文化思想与哲学界的改革开放,对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他对儒释道三教都有研究,最后归宗于儒。

   直到现在他都很辛苦。大前年的暑假,我正好带了几位青年教师与博士生在京参加一个活动,我想让青年朋友们接触长者,领略大学者的风采,于是冒昧地请汤先生跟我们外地师生谈谈治学。他欣然应允,大热天从家里赶到儒藏中心,跟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谈他的新思考与晚年要做的几个大事。我们如坐春风。

   汤先生不仅有创新之思,发表了不少创新之论,而且做了不少创新之事。儒者都是要做事且能做事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做到了守行蓄德,光前裕后。谨以一瓣心香祝福汤老师、乐老师寿永康宁!

  

   2014年7月于台湾大学修齐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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