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健孙: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8 次 更新时间:2014-09-13 08:30

沙健孙  

由于受到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主要目标。

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这就是:

第一,中国社会应当走什么道路?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还是建设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或者通过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改良,还是激烈的革命?

为了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摸索,付出过高昂的代价。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应当走什么道路?

应当承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这样,要救国,就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只有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18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兴起,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由于中国"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时还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还在19世纪上半叶,封建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开始睁开眼晴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地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不仅主张办工厂、开矿藏、兴银行,而且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了。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则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了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照了欧美的经验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十分热烈和十分虔诚,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他们也不只是学习,还付诸行动。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长时期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因为中国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了一个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r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71页)事实上,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受它们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它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将会随之丧失,而且它们还将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所不容许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同上书第二卷第679页)这个论断,在根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实践中一再地被证明为行不通,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和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精英。他们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即:原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李大钊、陈独秀;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如邓中夏、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稍后,孙中山本人也讲"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并且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朋友。他的忠实追随者宋庆龄、何香凝等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了杰出的共产主义者。这些历史事实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郑重选择。

这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就没有人再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也还是面临着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方案,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中间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即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三种建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反复的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由于维护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反对扫除中国实现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根本障碍,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具有两重性,在一定时期内,它由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和本国的独裁统治而对历史发展起积极作用,又由于妨碍中间群众的革命觉醒而对历史发展起消极作用。它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由于在实践中遭到了破产,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承认了共产党主张的正确。只有第三种方案,即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即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得到了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了,半独立的中国成了独立的中国,中华民族得以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虽然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仍然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妨碍统一的因素从根本上被消除了,中国形成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真正统一的局面,中国人民由此可以安居乐业了,虽然实现完全的统一还有若干有待于完成的历史任务;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民主权利,虽然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中国人民也有可能来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开辟宽广的道路,虽然比起推翻旧中国来说,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个任务要更加艰巨、复杂得多。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对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中,他更深刻地论证过"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揭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之后所共同确认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真理。

以历史的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这个历史经验,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主题、一项根本性的任务。离开了这个主题和任务,就是无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无法揭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取实现独立和富强这个基本的目标,人们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实行本来意义上的改良,即在维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西方的船坚炮利之类的东西。某些洋务派人士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属于这种主张。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是无法改变的,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破产了。于是就有维新派提倡的变法运动。这个运动不仅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它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的方法,来对已经陈腐的社会制度实行某种改革。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封建阶级统治集团不允许这样做,这个运动也失败了。这样,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这个不彻底的革命流产之后,又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改良到改革到革命的这种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步步的激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对近代中国问题在认识上的一步步的深入。

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实行变法以筹自强;只是当他认识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时,他才走向了革命。李大钊甚至一度主张过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民国"采取补台政策;只是在后来认识到这样做纯属幻想时才倡言革命。毛泽东在五四时期鼓吹过"呼声革命"即主张非暴力,他后来说,他所以赞成俄国式的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不采,单要用这恐怖的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究竟应当发动革命还是实行改良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还是举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声明,"改良道路是今天中产阶级要走的道路。"他们把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反动统治阶级将会对他们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作出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上。但事实上,中国的反动派既然要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就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敞开大门;既然要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行反封建的土地制度改革。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极其狭隘,他们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虚弱的。他们既不能容忍、更经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他们认为,不仅人民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中间派的主张作出原则性的让步。比如,按照1946年的政协协议,中国的中央政权将实行一种类似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内阁制的政治制度;同时,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解放区可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制度。采取这种办法,本来是有可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机会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很快就把这个协议撕毁,这个机会也就丧失了。他们并且用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来对付那些主张走和平的改良道路的人们,甚至诬蔑他们是"中共暴乱的工具"。

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事实在于:当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要求和平民主竟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暴力镇压时,他们就认识到:"在此事存在之时,有武力政党何敢放下武器。"他们中有的公开鼓吹过走改良道路的人后来甚至这样说:"自由主义者虽多半希望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但当他发现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革命虽然要流血,为自由主义者所不欢迎;但它可能产生进步,也就不应为自由主义者所反对。"(《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事实上,许多抱有改良幻想的人们也正是这样在实践中受到教育,通过进行自我反省,终于走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一边来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切真诚希望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革命和改良乃是他们达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这个目的的手段。手段应当服从于目的。如果改良的方法行不通,那就只有采取革命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反对革命,他就是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的正确性。辛亥革命虽然是失败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容抹煞的。"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这次革命尽管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页,其中大部分文字出自胡乔木手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共和国,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目标才得以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一些曾经抱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善良愿望的爱国者,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荣毅仁在回顾自己的实业救国的幻想如何在实践中遭到破灭的经历时就说过:"在那样的年代里,纵然有一颗爱国心,也势必一筹莫展、一事无成。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才能事兴,现实给我们深刻的教益。"(《光明日报》1987年5月8日)事实上,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改变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才不再仅仅是一种善良愿望,才可能真正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方针,才具备了使这种愿望转化为现实的条件。

不久前读到一篇访谈录,其中记载了某人的高论。他说,"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此后的"二次革命"、大革命乃至1949年的革命,都免不了一个糟字;社会主义革命的糟,更不待说了。即使提倡改良,也不要像谭嗣同一样有那么多的激进的思想。看来,当一个立宪保皇党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据说虽然清王朝"的确已经腐朽","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取消帝制是大错特错的。

我无意在这里同这种高论进行争辩。我并不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为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会因为某个人的武断宣传就失去自己的固有的光辉的。不过,这个例子还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一点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奇谈怪论是在"更新观念"、"创新"的名义下提出来的。毫无疑问,科学研究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劳动,离开了创新也无所谓科学研究了。但是,是不是所有以往的观念都需要更新?是不是观念的要新就好,凡是旧的都要不得?观念中新与旧是不是成了判别它的是与非的标准?日前读党的历史文献,发现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对这个问题有很精确的议论。中央的这个文件强调,"应明确指出要以正确与不正确、适合情况与不适合情况为标准,来区别过去的思想作风","不要拿新旧来作标准"。"要防止拿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对旧思想旧作风"要"加以正确的分析"。"其中有过去是对的,今天还是对的,应加以保存和发扬";"另有一部分则过去是对的,但今天则需加以改变";"还有一些则过去就是不对的,今天也是不对的"。总之,"必须有这种分析,必须具体地指出那些想法和作法,今天必须加以改变,而不要笼统地说旧思想旧作风不好,以免否定过去的一切"。中央的这些论断是针对如何看待旧思想旧作风而发的,但对我们正确看待以往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近现代史研究中以往的观念,哪些应当坚持,哪些应当发展,哪些应当改变,都需要在充分掌握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分析,不应当认为观念只要新就好,不应当以新旧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不应当以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

诚然,历史是需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为了把历史科学推向前进,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而不应当实行思想上的自我禁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许多见解,正是在对以往的许多不符合或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之后提出来的。可以说这些见解的提出在当时是真正的创新。而今天某些人的所谓"创新",并不是在前人的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基础上,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继续向前推进,而是在实行货真价实的倒退,退到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否定的一些陈腐观念那里去了。否定革命派,歌颂保皇党,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见,对某些人来说,所谓的"创新",其实不过是复旧,这个事实,确是发人深思的。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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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高校理论战线》(京)1995年0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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