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大学改革的瓶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6 次 更新时间:2005-07-27 01: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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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大学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国民的命运,更关系着中国21世纪发展的整体走向。

  

  严格意义上说,大学教授都是主张改革的,关键是怎么改?谁在改?谁被改?改得怎么样?如果说北大要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按照目前的这种改革,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起码是相去尚远。百年以来,北大在中国所树立的是思想启蒙、学术规范、未来发展、前沿话题引导一类的文化先锋形象。但是,时下的这种改革却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给教育、教学、体制、教授增加了诸多繁文缛节,换言之,它是在按海外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要求北大的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救治自然科学的弊端,补充社会科学的不足。这决定了人文科学的学术风格是弹性的、可扩大空间的、柔性的,如果用刚性的标准——诸如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才可以合格地叫做北京大学的教授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当时考清华大学就不合格,他的数学很糟糕。但是为什么严格工科型的清华大学反而录取了他?这就在于当时用人文科学逻辑把握全局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当下的大学改革,可看作是在现代性的强烈扩张中,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帝国的统治中,使人文科学的思维、精神、合法逻辑遭到进一步削弱与打击的反应。因此,北大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对此提出异议,这显然是人文科学被挤压以后所发出的凡弹性呐喊。有多少人打着改革之名,行着非改革之道,历史上这类人比比皆是,今天亦不少见。大学不是一个改不改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改?谁改?用谁的逻辑来改?

  

  在教学体制、教师聘用、发表论文、设定项目等方面,人文科学应该有其独特的逻辑——我称之为人文科学的逻辑,这一逻辑表对生态社会、生态美学、生态文化、东方思维和东方智慧都必不可少。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理科工科是世界的二流,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大抵也是世界二流,恰恰有一样是世界的一流,那就是北大的人文科学。这一部分若保存不好,北大就只能成为世界的二三流大学。相反,若保存了文史哲考古的优势,并给予政策确促其大发展,则保存了北京大学人文科学的前沿性和精神命脉,使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会成为名列前茅的东方文化与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北大不应该强调应试教育,而应该张扬一种启迪思维的自由的风格,一种自由表达、自由倾听、自由对话的文化互动模式。相反,现在所风靡的单向的、某些人在改变某些人的命运、某些人在确定某些人是否合格之做法是极其费解的——他的合法性是什么?谁在制定规则?规则的制定者是否受规则本身的约束?而这个规则是否可行?这些都未经讨论。西方的大学还有强调人文科学的良知和教授治校这两条改革路线,中国在并轨中能够视而不见吗?北大的国际并轨究竟做得如何?

  

  现在有一种说法,将学界分成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我认为这些“主义”大都是标签,关键要看实质。在我看来,只要一个关心国计民生,人文知识分子具有反省自身的精神,不管他是什么观点,他的意见都部分地接近真理。相反,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沽名钓誉,为了当官发财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打着知识分子的旗号,究竟行着什么样的实呢?大家当心知肚明。如“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一般认为是贬义词,我认为应将这个词译成中性而带有褒义的“守成主义”。这种“守成”意味着对人类历史上经过了漫长发展后的精粹部分的珍视和保存,像一个历经漫长岁月的仰韶彩陶,尽管已经残缺不全,但它跟那些完美的洋瓷盒、不锈钢盒等相比无疑是无价之宝!仰韶文物是祖先经过了几千年留下的东西,当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当然应该“守”其“成”。在拿来西方的时候,当把西方的整体体制换到另一种体制中,成为一种新的官本位体制,其精神话语、文化语言都完全不一样,它们就会很难相适。事实上,人们现在正在做的是: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强行切割东方思想,用社会科学的逻辑蚕食人文科学的地盘!这种麻烦将在十年左右显现出全面的文化溃败,它将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大的危机:文化殖民的危机、精神殖民的危机、金钱殖民的危机!

  

  大学的改革,雅斯贝尔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读了雅氏《大学的精神》既感动又感慨。一个国家为法西斯所危害而被联合国判为战犯、判为在国际上不合法的时候,这个民族该不该灭绝?——不应该,应该给它一次忏悔机会。如今它重新站起来了,当代德国经济振兴了,德国马克值钱了,却没注意到德国的大学精神在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很多人却常用英美的实用主义来硬性要求我们的改革,用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科学中心主义来要求人文科学,其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我希望当下的改革不是那种拍拍脑壳而做出的,不是某人在位期间想成就的一个决策、一个“政绩”。

  

  大学和政绩是两码事。大学是一个百年树人的场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精神、国民意志的领地。没有人文精神的大学改革者,那是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全世界大约只有美国没有外语,中国学生为了学好英语花了十几年时间。试想一下,一个人不学外语,天天思考的是最前沿的思想,而另一个人长期在背单词,在思考些最简单的词语语法,他能记住什么,其思考又有多少深度呢?所以,美国才出现群星灿烂、思想不断推进,成了全世界的理论输出国。但今天美国在如日中天时发现,一个不懂外语的民族是一个短寿的民族。昔日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当时是何其辉煌,但今日帝国安在?美国就能保证几百年不衰败吗?前些年,美国教育界开始要求全国的大学生必须学一门外语,最初学西班牙语的多,后来学东方语言逐年增加,近年来学汉语的人激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人必须学会尊重差异性,必须尊重东方民族文化精神。如果这时的大学手中的这把改革手术刀,一刀切割下来的恰好是文史哲这一块,其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尽管很多领导者可能在一门心思、一腔热血地改革,但我们问的不是动机,我们问的是合法性的问题,出发点需要结果来反证。

  

  北京大学的改革应该分门别类。自然科学的改革,可取照国外的方式;社会科学,应该按中西的整合型路子走;而对于人文科学,则应该大量地给予投资和立项,整体地推出像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张岱年这样的学术大师。如果我们的改革使新一代大师难以产生,让前沿思想完全偃旗息鼓,让创造新思想的学者销声匿迹,甚至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北大,那么,这样的改革无疑与失败相去不远。北大所剩无几的真正的思想创新者,应该使他们成为代表东方发声的文化发言者。北大的改革应听言于北大的资深教授,像汤一介这样的人物才可担当此任。北大所谓的改革者若没有如此的胆识、胸襟和远见,岂可妄谈改革和深化!

  

  谈到海归派,在教育部的明文规定上是指在海外读学位的学者。如果你在海外呆了十几年,不是在拿学位,那你都是本土派。当然这个说法本身也不太合理。陈寅恪算不算海归派?他在海外没有拿学位,算不算?王国维算不算海归派?他在日本也未拿学位。这都很难说,我只是想说,不管他是海龟,还是土鳖,只有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果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土的和尚念经不行,那是指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谁让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高于中国呢?谁让中国现在的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要主动与西方并轨呢?但人文科学则不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中国化学、日本化学、德国化学,但我天天听说有日本哲学、中国哲学、德国哲学。为什么呢?——差异,文化的差异!北京大学要想创建世界一流,应该大力发扬人文科学的优势,甚至是在每个系应该出现三到五个学术大师,就像五四时期一样,不仅引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而且要成世界上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先锋群体。

  

  北大目前所推行的这种西化式改革,教授们发表论文、著述、英文引证等,都要用自然科学的逻辑来定。这正是雅斯贝尔斯所深恶痛绝的,即用自然科学的逻辑来要求人文科学,堕入一种文化帝国逻辑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博弈:我有三对马车队,一等、二等、三等,你有三对马车队,一等、二等、三等,我用第一和你的第一相比,我输了,我用第二和你的第二比又输了,用第三和你的第三比,我就输了三盘。但换一种思路:我用我的第一比你的第二,我用我的第二比你的第三,那么,三局两胜,我赢了。这个道理何在呢?这就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首先应将自己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搞清楚,如果中国想跟西方的第一,即自然科学比个高低,结果可想而知。像汤一介先生这样哲学家,像李学勤先生这样的考古学家,像裘锡圭先生这样的古文字学家,都应该真正重视其重要的学术贡献。考古学对人文科学的影响,王国维早就注意到了。如今三星堆、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夏商周断代文化等将真正改写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今天的考古每出一件东西,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都要重写。但如果国家不投钱或只是象征性地拨款,其结果势必让人文科学日渐萎缩。人文科学一个项目才几万块钱,而自然科学动辄上千万、一个亿,你能搞得过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是有点忧患。那些经历过苦难的思想者随着退休渐渐淡出话语圈,忧患的声音发出来有人听吗?谁会听?为什么有人拿着一些生吞活剥的不成熟的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国策,而本土工作二三十年的一直深思着的学者的思想却无法出炉。我非常怀念蔡元培时代,蔡元培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曾在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这一经历使他可以将北大教授的思想总结出来推广开来,甚至通过制度层面变成一个国家体制、一种国民意志。

  

  海归们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可能会成为一流。为什么呢?西方人在四大发明之后突飞猛进,尤其在最近二百年,其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很快,尤其是美国。据说比尔·盖茨手下,32%是印度人,17%~18%是中国人,因此,不排除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可能会出现一流的学者。社会科学可能会出现二流的学者。为什么呢?西方法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但中国有其特殊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中国的政法大学现在有很多外国的留学生来留学或做访问学者。因为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得懂中国法,中国法不是西方法律的翻版,所以他可能会成为二流学者。中国当下应是一种多元整合、尊重差异,让世界知道中国文化的某些部分可以整合进新的世界多元化之中,而不是像美国文化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所以,对海归派,我认为除了他的留学背景外,他个人的努力、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了解、对中国问题切肤之痛的那种内在的感悟非常重要。相反,颐指气使,拿着西方的洋皮作为本皮,只能是有害无益。诸葛亮当年挥泪斩马谡,斩的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是食书不化,都存在这样的合法性危机。

  

  我想起邓小平曾经对铁娘子说的一句话:“撒切尔夫人,您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好哇,您那儿特好,我给你一亿人,对我们来说只是拿出了百分之几,你大英帝国能养得活吗?”撒切尔夫人闭口了。为什么?谁给中国买单?谁给中国粮食?谁给中国石油?谁给中国人未来的“幸福”?说到底,最后还是只能靠国人自己。外来的东西只是启发民智,调动民情,增加对比之后的紧迫感。如果让外来的话语宰割中国,分而治之,分而食之,那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化。这种后殖民对文化心态的殖民的恶果,已经引起了理论家的高度警惕。

  

  中国需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者共同组成当代思想库,中国更需要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这样,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教育才能走出狭窄的瓶颈,才会有新人才观、教育观和东方大学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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