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 次 更新时间:2014-09-11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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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今天,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变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关注。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越要保持头脑冷静,我们要清楚,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巨型国家的快速崛起,从未有过如此众多人口的全面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必将对力量对比、全球秩序、世界格局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

理性、客观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框架与基本内涵,不仅是中国人的事情,更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系统战略,可以概括为:一条道路、两大突破、战略三角、四项原则。一条道路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两大突破是以“一路一带”战略为突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西北边疆与西南海疆两大重心,其中西北边疆是安全重心,西南海疆是发展重心;战略三角是从全球安全角度构建稳定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四项原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必须要坚持与夯实的四项基本外交原则。

 

一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要理念,在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等重要场合多次就和平发展道路发表了论述。他指出,中国梦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崇高目标,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径。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可以从很多侧面直观感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重视什么、关注什么,这一地区、这一事物就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兴奋点——中国决定世界聚光灯的焦点。例如,非洲大陆在冷战后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冷落,当中国进入非洲时,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非洲,并纷纷加强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博弈,当然直接受益的是非洲各国。

在历史中,几乎所有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走的都是殖民扩张、进而争夺霸权的非和平之路,是“血泪之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既有霸权为维护自身地位,对新兴强国难免猜忌、防范和遏制;新兴强国为拓展生存空间,也往往会孤注一掷,犯险求胜。有学者认为,国家成长可能引发战争:一国人口密度的增长和技术的提高要求增加更多资源,而国内资源往往不能满足。其结果会形成“横向压力”,刺激国家对外扩张,并可能导致战争。大多数现代工业化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横向压力”,当国家的扩张性需求发生重叠,又无法达成合作方案时,军事冲突就在所难免。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对中国而言,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现实国情决定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太大。要让全体13亿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要让国际社会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只有这样,中国崛起的环境才会更好,发展的阻力才会更小。

 

两大突破:“一路一带”战略

两大突破是用“一路一带”战略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协调西北边疆与西南海疆两大重心,不断拓展中国战略空间,构建新时期的中国地缘大战略。目前,西北边疆和西南海疆是我国最不稳定的地区。一是以极端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为首的三股力量在西北边疆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妄图分裂国家。二是以越南、菲律宾为首的周边国家不断在南海侵犯我主权,企图从乱局中牟利,且相关国家大有拉帮结派之势,“以斗谋权”“以武侵海”“群狼战术”等倾向日益明显。

上述两大问题都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即国内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局势和域外势力的影响和干预。这些势力希望不断给和平崛起的中国制造麻烦,造成复杂局面,分散中国注意力,破坏中国崛起发展势头。一些域外势力唯恐天下不乱,企图通过强力介入,挑战我战略定力,希望中国崛起被民族以及南海问题所拖累。

对此,“一路一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就是要构建一条经济繁荣之路、一条文明共鉴之路。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它的两端不仅仅是中国西北五省以及中亚五国,而是一头连着繁荣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从战略内涵而言,其中,“向西辐射”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延伸,直到欧洲和非洲,中国不仅要获得中亚的资源,也要放眼欧洲的资金、技术以及非洲的能源和市场;“向东辐射”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延伸,直到东亚经济圈,力求在经济合作的同时“溢出”到政治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

针对美国TPP的咄咄逼人,“一路一带”突出四大特性:跨区域性,即丝路不是封闭的,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而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跨区域战略合作;非排他性,即丝路建设秉持开放性原则,世界上所有致力于丝路合作的国家都可以参与其间;非门槛性,即丝路合作不设置门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平等的一员;非主导性,强调中国以及美、俄等大国都应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摒弃任何主导、支配意识的存在。以此,赢得丝路建设的话语权,抢占道德高点。

中国作为亚欧大陆上最具活力的国家,通过“一路一带”建设实现内外突破、海陆并举,让资金、技术、资源、市场,特别是人才、思想在中国交汇、融合,让中国经济更具活力和效率,让世界文化更具包容性,同时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

 

战略三角:稳定中美俄大三角

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中美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目前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利益。其中,美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例如,“9· 11”事件表明了美国强大的全球影响:一方面,恐怖主义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存在,他们袭击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又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在“9· 11”之前世界上每年都会发生恐怖袭击,但只有在美国遭受袭击后,反恐才正式成为全球安全事务的核心内容。但同时,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次战争之后,让世界从一个侧面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俄罗斯则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但仍然是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与能源基地。因此,处理好与美俄两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历史上,中国曾先后同美俄为敌,又曾先后与俄美为友,甚至不惜“两个拳头打人”,秉持的外交哲学是“团结朋友是为了打击敌人”,外交行为的革命性质非常突出。但今天“选边站”的“跟随—敌对”战略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利于最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自2014年初乌克兰事件爆发以来,美俄之间由之前的暗斗逐步转为明争。俄罗斯以公投的形式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但也因此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交恶,与欧盟关系跌入谷底。有学者认为美俄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中国面临的是在美俄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但如同三角形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图形,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也是最稳定的多边关系。因此,构建稳定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不仅对当事国有利,而且对维护国际社会整体的和平与稳定十分有利。另外,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我们不应该把美俄之间的局部问题全局化、偶发问题必然化、双边问题全球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和平是可以预期的,“斗而不破”是中美俄大国博弈的底线与红线。因此,中美俄要摈弃冷战思维,防止被“选边站”、被小国“拉下水”。

中美俄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三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今天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三大国参与就不叫国际会议,没有三国共识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此外,中美俄之间具有较强的资源高异质性和互补性,进行战略合作可以弥补各自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和空白。因此,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中美适用,而且对中俄、美俄都适用。

 

四项原则:将战略定力转换为战略胜势

第一,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总思路没有变。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韬光养晦”已经不再适用中国,认为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明快应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与战争方式。但是,作为崛起大国,不能有点风吹草动,便要丧失战略定力。现实国情要求中国依然要秉持韬光养晦原则,坚持“三不两超”,即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在与中国利益关系不大的热点问题上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另外,要以积极有所作为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例如,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一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阿兰·勒罗伊曾表示,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能力”。

第二,中国外交布局的总框架没有变。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没有变。其中,四大布局建设都各有特色,就大国外交而言,中美关系要稳、中俄关系要牢、中欧关系要活;就周边关系而言,既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要开辟新的利益交集,切实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摆脱不援助就不合作的旧式;就多边关系而言,不仅要参与,更要引导与塑造。中国的多边外交展现出层次化特征,即“全球性、洲际性和区域性”。中国先后与欧洲联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非洲联盟建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朝核六方会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都是中国推动多边外交的创造性实践。

第三,对世界物质贡献和价值贡献相结合的总方向没有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但是,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的价值贡献还远远不够。在国际交往中,没有理念沟通及价值贡献,就很难被欣赏、被认同。2011年2月,美国参议院公布了前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报告,卢格认为,“中国在传播文化时仍然以四大发明、长城和儒学为核心,这种方式过分强调传统,忽视现状,很难在流行文化当道的国际文化传播竞争中形成竞争力”。因此,在输出精英文化之前,要长期耐心地做好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传播与铺垫。目前迫切的任务是,要把中国梦定位为中国的价值贡献,中国梦不单纯是美好的目标,而是中国人实现美好目标的价值与路径选择,且这一选择能够被世界分享。笔者认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关怀,实现人内心的温暖与归属”可以成为中国梦最深刻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导向。

第四,夯实国家间关系的安全、经贸、人文总支柱没有变。“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是今天就很多国家而言,“民相知”都很难做到。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外交长期致力于解决安全与发展问题,政府性质突出、功利色彩浓厚。新世纪以来,人文方面的交流逐渐成为与安全、经贸同等重要的外交支柱,且突飞猛进、特点鲜明。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不断夯实国与国交往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让人们包容对方的文化,了解彼此的故事,传递共同的关切,从而跨越彼此间的鸿沟,为国家间友谊以及世界和平注入最鲜活的力量。如果说“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像钢筋和混凝土,以刚性的方式支撑着国家间关系;那么,人文交流则像和煦的春风,以一种柔性的方式消除国民的误解,使国家间关系更具韧性、更富活力,能不断为国家关系积聚正能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各类危机,中国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加强顶层设计和长期规划,同时要转变对危机的看法,危机存在也是发现自身问题、推动自我完善的良好契机。国家崛起,关键的几步要走好,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起点,而是转折点。

 

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公共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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