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鸦片战争与清廷的“汉奸恐惧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8 次 更新时间:2014-09-10 23: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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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何能接济?且奸商惟利是图,获有重价,自必潜相交易。”无不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交易,当成英军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供给手段。   

   这种说法,毫无疑问地夸大了“汉奸交易”的重要性。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几乎没有在给养补充方面遇到过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军控制了制海权,有一条相当安全畅通的补给线,其军火、粮食等物资并不依赖于战地供应。以战争初期为例,参战英军仅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全部海陆军总人数仅四千余人,同时却有二十八艘运输船自孟买输送补给,且二十余天即可抵达广州。清廷既无力与英军在海上争雄,想要所谓禁绝“汉奸”与英军之间的贸易,“以绝夷人之生路”,无异于天方夜谭。   

   再如“煽惑民心、散布谣言”,则未必是英军指使“汉奸”有意为之,战事既起,无须“汉奸”鼓噪,谣言必将四起,近代以来历次内乱、外战,无不如此。“充当内应,四处放火”,亦未必是“汉奸”所为,时人笔记与英军回忆录中,均保留有不少关于中国乱兵、乱民趁乱纵火抢劫的记载。至于英军武装“汉奸”,指挥其直接参与对清军作战,则更属荒诞不经之事,且不论面对不知近代战争为何物的清军,英军根本无须武装“汉奸”来增强其战斗力;即便英军有意武装“汉奸”,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近代新式枪械、如何听懂近代新式指挥术语,已是一件极其头疼的事情。事实上,史料之考证,也不能支持“汉奸”曾直接参战的指控。譬如,前引林则徐所指控的英军曾组织“汉奸”部队攻陷沙角炮台一事——“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即属诬蔑。据茅海建教授根据中、英两方资料考证,这支部队属于英军第26步兵团 、第 49步兵团等正牌英军,而非“汉奸”部队。最早将其称作“汉奸”部队者,是镇守炮台的关天培;关氏在炮台失陷后,如此报告给上级琦善,林则徐则是从琦善处听来的消息。至于钦差大臣裕谦等人奏折里动辄声称“汉奸”部队“数千”、“万余”,则是赤裸裸地为推卸自身战败之责任而撒谎了。   

   撒谎卸责之外,疑神疑鬼的“满汉之别”,也是“汉奸”论大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琦善说大角炮台失陷是数百名汉奸兵所致,裕谦则附和“解释”称“奏中所云汉奸,即系散遣无业之水勇,不问可知”;奕经同样附和:“尚有福建乡勇……狼子野心,当官兵接仗时,勾引逆夷爬城放火,即系此辈。”与“乡勇”一样,主要由汉人构成的“绿营”,也屡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在广州用马桶和女人尿迎战英军的参赞大臣杨芳,曾向道光告状,将关天培之死归因为绿营官兵做了“汉奸”,不肯向英军开炮,以致道光龙颜大怒,下谕旨责问:“粤省汉奸情形……可恨之至!所称关天培阵亡,因将弁不敢强兵点炮,关天培亲手执火,而大炮火门早已透水。着即确切访查,不肯点炮及火门透水之兵丁,严密查拿,即行枭首示众,惩一儆百。”实际上,虎门炮台的士兵之所以不肯点炮,乃是因为大炮质量低劣,虎门六炮台之一的威远炮台在激战当日,即突然炸裂,当场伤毙官兵500余人,同时代的广东绅士梁臣相在《夷氛闻记》里说:“(关天培)手燃巨炮,忽至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但大炮质量低劣,写进奏折里无疑是要挨骂的,所以马桶将军杨芳只好让绿营士兵权作一回“汉奸”。类似者,还有金应麟对镇江绿营的判断,金说:“窃臣籍隶浙江,闻镇江未失之时,凡兵丁衣帽,该夷以洋银购买,以致镇将左右均属汉奸,其炮被盐汁浇灌,不能点放。”最能代表这种疑神疑鬼者,莫如镇江守将海龄。他与1600余名驻防旗兵全部战死或自杀(包括其家眷)于镇江;死前,海龄曾紧闭四门,在城内大杀“汉奸”。战死可见其对满清政权之忠诚;大杀“汉奸”可见其对镇江汉民之不信任。

  

   为保留“汉奸”惩治权,清廷稀里糊涂送出领事裁判权   

  

   今人谈论鸦片战争,常说其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清廷当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样,而是“内有汉奸就要挨打”;所以,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廷特意强调自己将不会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并因此稀里糊涂地送出了领事裁判权,为之后的中外关系,埋下了巨大隐患。   

  

   鸦片战争带给清廷高层的最大教训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道光皇帝的侄子、靖逆将军奕山,于1841年3月26日上奏“密片”,详细谈了他对这场这场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教训的认知。奕山说:“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佃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之狡者布为奸细,凡在省各衙门,一举一动暗为通知,捷于影响。且水师一营自兵丁以至千把总,前此无不藉包庇鸦片以为生理。用兵以来,于逆夷,惟恐其不胜;于烟禁,惟恐其不弛。故上年十二月,逆夷攻破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奋勇捐躯,而兵丁与难者寥寥无几。乌涌之败,实因本地兵丁望风先逃,以致湖南兵弁失陷,总兵祥福受伤落水身死。虎门之失,夷船近在咫尺,兵丁并不点放炮位,各自逃走,提督关天培手斩数人,不能禁止,是以被夷炮打伤而亡。并访闻与逆夷接仗,兵勇脱逃改换民装,佯为观望;否则仓皇落水,夷匪捞救送回,并不加害,致令海口炮台十余座,炮位千余尊炮,望风而靡,尽行化为乌有,本省兵船既不堪战,前督臣林则徐收买夷船一只亦被烧毁。种种情由,实堪痛恨,使各兵稍有天良,何至逆夷长趋直入也。然急则生变,诛不胜诛,又非迅速所能图治。而夷匪专用小恩小信收拾人心,本地匪徒结伙抢掠,夷匪反用炮轰击,以为保护,是以安业之民惟恐主战,而无赖之民又惟恐不战,不得藉以行劫也,人情若此,深为可虑。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每纸卖银二十元,甚至凭空捏造,以惑众听,诡计多端,机事不得不密……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患不在外而在内”,“ 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实质上是将全体国民(旗人或许除外)置于“汉奸”的嫌疑之地,视作现政权第一顺位的防范对象;与奕山的总结相类似的,还有翰林院编修吴嘉宾的总结:“今之议者,皆曰外夷为患,不知(真为患者,)非外夷,乃内民也。……今为患者,外夷止十之二三,内奸则十之六七。”道光皇帝对奕山的奏折深表赞同,谕旨各地加强对“汉奸”的抓捕,“擒获后即行正法”。由此,“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成了鸦片战争带给清廷的最大教训。

  

   英方保护“汉奸”,要求在《南京条约》中写入“中国人与英人有来往者全然免罪”   

  

   可惜的是,清廷战败后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不得不接受英方的要求,在条约第九条中写入:“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意即,包括战争期间曾帮助过英军的“汉奸”在内,一切与英军有瓜葛的中国人,清廷都不得事后追究。   

   英方要求写入此条,既是为了酬报战争期间曾帮助过英军的中国人;也是出于战争期间的切身感受。英军回忆,占领舟山期间,“舟山人一听说英国人不去营救那位买办,他们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因此纷纷撤往内地或宁波。当被严加讯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回答道:‘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我们可能会被政府派的人抓住,并因为背叛性的交往行为而送命。’一天,一位被外国人雇用的非常高雅的人不小心走出了城门,他被抓住并被移交给宁波的官员。这件事引起百姓巨大的恐惧,整座城因此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毫无疑问,保护“汉奸”,符合英国人的长远利益。   

   但英方的要求,对清廷来说,却成了一个难题。英方之要求无力拒绝,又不甘心让本国“汉奸”们逍遥法外,高层官员们愤愤难平。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疾呼:将汉奸免罪等项“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给事中董宗远则预计:汉奸历来被视为“弥天大罪”,如今,“竟得蒙释有之条,事之不平,莫此为甚。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天下恐怕是要大乱了。

  

   为惩办“汉奸”,清廷别出心裁,把领事裁判权拱手送人   

  

   尤其让清廷忧心如焚者,是《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华人与英人之间的交往将愈加增多;国内“汉奸”如此之多,如果英人一再援引《南京条约》,“与英人有来往者”须全部免罪,那该如何得了?为此,在《南京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中方代表耆英即向英方提出:“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   

   从近代主权理念来看,这一提议,等于将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肢解为二,将其中的涉外审判权,具体而言,即英人在华审判权主动拱手相让给英国驻华领事。领事裁判权日后给中国带来诸多屈辱,历尽千辛万苦始于1940年代逐步废除。但耆英显然对近代主权理念毫无所知,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他解释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遵照了朝廷的相关指示——朝廷的指示是:战时与英人有牵连的中国人,如另有犯法行为,应由中国自行处理。换言之,既然这场战争带给朝廷最大的教训,是严重的“汉奸”问题,那么,朝廷就决不能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

  

   结语:当清廷把一场时代分水岭般的战争的教训,总结成“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时,它似乎从未意识到:“汉奸”问题的根源,不在江湖之远,而在庙堂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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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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