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

——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9 次 更新时间:2014-09-10 2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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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引言:危险的礼物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把“革命”描绘成一种以暴力夺取权力的行为,一种与“请客吃饭”或“温良恭俭让”的礼物赠与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然而,41年后的1968年,正当是毛泽东把中国投入另一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革命的《人民日报》8月7日刊登的是这样三条通栏标题:

   “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做起了赠送“珍贵礼物”的文章。毛主席给群众赠送的礼物是芒果。领袖赠礼当然不是为了请群众吃水果。《人民日报》的报道明白说出领袖赠礼的用意,“这不仅是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

   群众当然也明白这不是平常的礼物,据同一篇报道,“五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喜收礼物的庆典热潮,大街小巷的人群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捧着复制的芒果四处游行,演示革命激情。例如,1968年10月14日,长春市十五万军民在人民广场集会,欢迎吉林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工人代表团归来,迎接首都工人转赠给吉林省工人代表团的芒果。群众高唱:“朵朵葵花向太阳,颗颗芒果恩情深。毛主席啊,毛主席!工人阶级的红心永远向着您!手捧金色的芒果,眼望工人宣传队迎风招展的红旗,多少工人心潮起伏。”

   这些芒果的下落成了今天许多好奇者的疑问。一一考证己不容易。有一处芒果的下落似乎有了说法。据翟华的《文革往事考:谁吃了毛主席送的芒果》说,当时负责中央警备的首长汪东兴把芒果分给北京各厂的工人代表,其中也包括北京针织总厂,“工厂的工人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芒果仪式,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一个坛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可惜工人阶级的知识有限,没有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所以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毛主席的芒果礼物象是一针强烈兴奋剂,注射到一个早已狂燥、冲动到了失去理性的身躯里。整个中国社会成了一个勒庞群众心理学所说的疯狂“乌合之众”。人群不需要真的聚集在一起,也能成为“心理”的乌合之众。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唆煽动。他们直观形象想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情绪一激动就如疯如狂。芒果狂潮这个巨大的群众仪式,一下子把“礼物”推到了毛式群众运动的革命恩惠象征和人际关系想象的前台。一旦礼物被用作蛊惑、煽动和控制的权力工具,它也就成为一种危险的礼物。这样的"礼物"正是我们理解毛式革命,不可不仔细加以解读的一个政治文化文本。

  

   一、礼物的家庭原型和革命的家庭想象

  

   莫斯(M. Mauss)在他的经典著作《礼物》中指出,礼物是一种受义务制约的交换关系,“从理论上说礼物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是按照义务来赠与和回礼的。”这种交换模式的三个阶段(或因素)是“送礼”、“收礼”和“回礼”。礼物交换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愿和无偿的。礼物必然带有具约束性的义务。礼物关系的潜规则是,受赠礼物者必须回礼。这种交换的义务关系与现代社会中经由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强制性交换关系有相似之处。但是,礼物交换的实质毕竟与实利性的商品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体现的是性质不同的强制性,前者是一种类似于涂尔干(E. Durkheim)所说的外在于个人的社会联系的强制性, 而后者则是出于个人功利利益考量的强制性。涂尔干指出,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是人与他人的联系(association),“与他人的联系是一切其它动因之源。”这里的“他人”不只包括我能选择的,也包括我不能选择的,“我一出生,就不能不与某一群体有所联系。”涂尔干所说的那种社会制约和义务对送礼者和还礼者都有效。

   在革命芒果的赠送中,群众夸示性的“忠诚”是一种“回礼”。这种回礼具有莫斯所说的“强制性”,收礼者不能不对礼物作出感谢的表示。但是,仅仅看到回礼阶段的强制性(义务)并不充分。事实上,莫斯明确提到,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在革命的礼物关系中,赠与者有义务与被赠与者保持一种融洽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在革命话语中,这就是“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至少在理论上是领袖的一项义务。

   在礼物赠与中,食物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由于食物的独特性(不能永久保存,生命依赖食物),赠送食物实际上是“分享”食物。“请客吃饭”因此成为一种联络家庭感觉,营建特别感情的礼物形式。海德(L. Hyde)指出,食物和礼物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莫斯本人就用“滋养”(nourish)或“消化”(consume)来翻译作为动词的豪宴(potlatch)。用作名词,“豪宴”的词义是“供食者”(feeder)或“吃胀肚子的地方”(place to be satiated)。大跃进的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跑步进入公共食堂简直就是一个意思。中国社会主义的通俗想象形式是“大锅饭”。北京针织总厂的工人们把芒果煮成一锅汤分享,从这礼物中获得滋养。这些似乎都在不断映证莫斯对于礼物的理解。

   赠送芒果是一种“分享食物”形式的赠与,正因为如此,它在收礼者的下意识中唤起一种原始的亲近感。分享食物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象一家人在一起进食。伟大领袖的芒果因此对群众心理起到了家庭暗示的作用。在芒果赠与和接收关系中,赠送礼物者扮演的是一个慈爱“父亲”的角色,而接受礼物的广大人民则因此被指派了一群同有一个父亲的“子女”的角色。这种父亲和子女的关系也就是弗洛依德在他的群众理论中所分析的那种由领袖和群众组成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因确实是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喝汤)”而被强烈戏剧化和象征化了。

   研究礼物的学者有的建议以“分享”代替“礼物”,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要特征。戈德博(J. T. Godbout) 建议把“分享”本身看成是一种礼物或礼物流通形式,而不是把“分享”和“礼物”对立起来。从礼物来看待分享,可以帮助认识“革命队伍”(或“革命大家庭”)的类家庭构建和想象模式。

   革命“家庭”与自然家庭是不同的,关键在于“自由”选择问题。一个人出生在某个自然家庭,是他不能选择的事情。但加入革命队伍却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至少从理论上是如此。所以,加入革命组织或“革命家庭”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个体的独立能动选择。

   家庭是社会中最能体现人际礼物关系的地方,也是儿童开始学习这种关系的地方。“家庭”因此成为我们认知其它人际礼物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传统的家庭中,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赐予”的结果。“肌肤毛发受之父母,”一个人获得生命的“感激”规定了他“回报”父母的义务,即所谓的“孝”。父母与子女的血亲关系形成了家庭的自然黏合。这在传统家庭和家族观中最为突出,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血浓于水”。

   与传统家庭概念的“自然黏合”不同。现代家庭概念中有限地添加了“自愿”因素。现代家庭的组成是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自愿地选择结成一种特殊的黏合关系。这种自愿更具礼物的性质。除非两个陌生人各自把“自我”当作礼物赠与对方,以感激和回报来相互接受,他们不能形成夫妻家庭这种特殊的黏合关系。人类学家(C. Levi-Strauss)认为,外族人的相互通婚,对一切包含相互回赠义务的关系都是一个原型,正是就礼物与家庭的原型关系而说的。

   与其它的礼物赠与领域相比,家庭对个人自由有更为明显的限制。即使在现代家庭中,仍然有明显的非自愿选择因素:我们无法选择组成我们家庭网络的成员--父母、兄弟姐妹、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等等。因此,可以说,家庭注定要承担现代和前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必定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暧昧性。

   “革命队伍”概念与“家庭”概念之间有着既一致,又矛盾,既亲和,又冲突的关系。这种暧昧和张力正是从“家庭”概念本身的暧昧性中延申出来的。参与革命的人既反叛自然家庭的黏合关系,却又在同时向往一种与家庭类似的关系。结果不外于加入到一种替代自然家庭的类家庭关系中去。

   自然家庭常常被革命者看成是一种非现代性的人际关系,一种可能妨碍革命关系的力量。投奔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由于“家庭”不能选择,革命者选择“同志”便显得是在组合上具有自由意义的黏合关系。一方面,为了建立“志同道合”的朋友、伙伴、战友关系,必须先冲破“封建”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建立这超越家庭的“同志”关系,为的又是实现一种更“真实”的家庭感觉。《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家庭完全由革命理想黏合。三代同堂无须血缘联系,成为革命家庭的象征。李锐曾这样回忆年青时身在革命大家庭中的感觉,“延安当年是一个‘普通都穿粗衣服,称呼同志一家人’的地方;人们相互很容易熟识,没有什么戒备。整风审干填‘小广播’表,那是后来的事情。”革命队伍给人一种既是“归属”,但又“自由”的群体感,似乎一下子解决了自然家庭内部的那种“归属”与“自由”的矛盾。

   家庭的归属包含着一种限制自由的“责任”。对于那些珍惜家庭关系的人来说,家庭的纽带之所以特殊,乃是因为这种纽带所包含的责任和义务是无条件的。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的相互义务都是“不能不如此”。无条件也就是无选择。在革命队伍中,个人的责任也是无条件的,但那不是以“自然黏合”,而是以“组织纪律”维持的无条件。这是一种从外部强加到组织成员间关系的力量。

   革命者挣脱自然家庭,参加到革命组织大家庭中,在革命话语中,这是出于革命觉悟的“自由”选择。然而,这是一种只能选择入,不能选择出的自由。你可以“自由”选择加入组织,但这种加入的附带条件是你决无自由退出的选择。退出组织者获得的不再是自由之身,而是“叛徒”、“内奸”(至少是“脱离分子”)的“污点”身份。就在革命同志们因理念或利益不合,权力斗争搞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你仍然不可能自由选择摆脱与那些实际上已成“敌人”的他者关系。

  

一个人参加革命,其实与追求自由无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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