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

——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0 次 更新时间:2014-09-10 21:52:18

进入专题: 礼物   毛泽东   犬儒   自由   革命  

徐贲 (进入专栏)  
最高领导就越是党权力的临时“占有人”。后来的继承者占有的权力越是暂时,权力就越需要从最初的拥有者那里获得不可让渡的特殊意义(毛的象征地位依然稳固)。越不可让渡,特殊人群相传才越具合理性(“太子党”)。

   “不可让渡”把拥有物神秘化和神圣化。拥有者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崇拜,被敬畏,被感谢。拥有权力,不惜任何代价保持权力,成为一种自我完足的目的,一种本身就具有最高意义的事情。这和民主国家把人民看成是权力的真正主人是完全不同的。

   权力的不可让渡在革命早期就已经成为革命暴力的一个特征。它发生在“领袖”取代“兄弟”,成为革命关系核心概念的时候。革命在草创时期往往会利用或运用一种较传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想象。但这种想象很快就会被残酷无情的权力争夺所代替。井岗山上杀王佐、袁文才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草莽兄弟的造反队伍,它也是一种以家庭为想象原型的礼物关系。中国的梁山好汉,西方的罗宾汉兄弟都属此型。这是一种比一般“朋友”更有约束性,但又比自然家庭更具自由选择的关系。它的核心关系是“弟兄”,它起黏合作用的价值是“义气”。然而,在革命队伍中,“义气”之上还有更高的“革命原则”。单纯的哥们义气于是成为革命组织原则一定要消除的东西。

   哥们义气在平时也能起到人际礼物关系的黏合作用。韦伯(F. Weber)在对法国工人村的研究中发现了哥们关系的一些普遍特征。例如,相互帮助的关系虽然有互惠的性质,但却做得象是无私的有来有往。我帮你做事,不以你立刻回报为条件。你我之间不是没有回报,而是只有“延期的回报”。哥们关系中的人相互之间不谈金钱的事情,“这种习惯的原因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无私关系,延期的回报。”哥们关系间相互帮助,重的是“义”,因此受惠后会有更多的付出行为,即所谓的“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这是礼物关系中的一种“付出的快乐”。

   这种单纯的个人性的哥们关系与革命队伍的组织原则是格格不入的。革命的组织要求所有的成员只对党的核心(即“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一切其它的忠诚关系都可能威胁到这一绝对的忠诚。革命队伍的结构核心是党。在这个结构中起人际关系黏合作用的,不是“义”也不是“情”,而是一系列严酷的“组织原则”。革命队伍中的绝对的忠诚是抽象的,因为革命的普通成员不可能与高高在上的领袖保持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这种抽象的关系必须通过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家庭关系实体化,那就是父子关系。革命领袖无一例外地被当作光辉、伟大的“父亲”,成为一种半宗教的“天父”。

   在不可让渡的礼物关系中,集体的感激(感恩)成为权力的源泉。布迪厄(P. Bourdieu)称之为“象征资本”,奥斯悌称之为“教父模式”:“我多多地赐与你,给你许多好处,我就可以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使他深深地承情于我。这就是(莫斯)所说的豪宴的原理。”在当代社会中,正如希瓦兹(B. Schwartz)指出的那样,“个人性的礼物可以是有敌意的,夸耀性质的,因为礼物中含有赠与者的身份,包含着赠与者对接受者的看法。接受礼物就是让别人把赠与者的自我强加于你。”这样的礼物“你甚至无法拒绝。”拒绝礼物就是拒绝那个强加于你的赠与者自我,拒绝与赠与者结成一种亲善的关系。因此,礼物不只是营造互赠往来的关系,而且是维持高下等级和绝对权力。在权力的等级结构和权力经济体系中,下级的权力是由上级赠与的,上级把权力给了下级,但仍保有这份权力,因为给出权力的条件就是下级对他的绝对服从。

   共产党刚打下江山的头几年,把一些政府职务当礼物赠与民主党派人士,这种礼物是与赠与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一般的国家部分权力,而是毛主席、共产党赐予你暂时运用的权力。这个礼物包含了赐予者对接受者是“下属”的看法。权力接受者议政必然不能逾越这种“教父模式”的等级高下区分。1957年,高层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抱怨,无论是不是“心怀恶意”,都是一种受礼不知感恩的行为。在等级分明的礼物关系中,高贵的赠与者根本不屑与受赠者平等协商。在共产党的权力概念中,江山是老子们用枪秆子打下来的,在这些“打江山”的老子们当中,最大的老子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声令下“反击右派”,先前赠与的职位和特殊待遇当然可以立即收回。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不可让渡”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这是一个与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universal rights)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让渡,不是与什么独尊如神的个人合为一体的不可让渡。坚持不可让渡是为了防止政府以人民自愿放弃权利为借口去剥夺他们的权利。正如尼克尔(J. W. Nickel)在讨论人权时所解释的,“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为的是不要忘记那些受压迫的非公民、少数群体或社会遗弃者,好让他们也有权利申诉自己的要求。强调人权的不可让渡性,为的是不让政府以人民丧失或放弃权利为借口去施行压迫。”换句话说,就算有的人出于某种原因“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利,自愿当奴才或臣民,政府也不能象对待奴才或臣民那样对待他们。政府无论以任何理由(如稳定、发展、国家安全等等)不让人民行使个人权利,都没有正当性,都是错误或邪恶的,因为人民的个人权利原本就是不可让渡的。

  

   三、从敌对的礼物到道德犬儒主义

  

   在革命的话语中,来自“家庭”(革命队伍)和来自“救主”(领袖、党)的都是理想化了的,被想象的完美礼物。所有在这之外的礼物都遭到怀疑甚至敌视。这是不奇怪的。谁越是善于把礼物理想化,将礼物用作一种控制他人的手段,谁就越害怕落入他人的这种控制之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当时的中国政府以“自力更生”为名,对外来的援助,包括物质、技术和人员,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

   在毛式革命意识形态中的“自立更生”话语后面,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国际和人际关系观,那就是敌对斗争和恶意竞争。凡是来自“别人”,也就是“非自己人”的,不可能有真诚的关系和帮助。别人都是会靠不住的,别人的帮助都可能心怀叵测,最终都只会是一种危险的礼物。所谓的国际援助都是控制和干涉中国事务的借口和手段。在这种封闭锁国心态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一旦普通的中国人得到了来自外国的赠与,中国政府就不再是他们感激的专一对象。感激的转移可能触发忠诚的动摇。政府拒绝了国际外援,始终不肯放弃的其实是一种对人民感恩的独占权。

   在毛式统治模式中,公有制一直发挥着向人民索取感恩的作用。国家控制人民的一切生存、就业和发展资源,成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施恩和感恩关系的制度保证。在这个恩赐关系中,每个人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和机会都成为一种由上而下的赐予和恩惠。绝对不允许“吃着肉还骂娘”的事情。这种思维方式一直维持到今天。

   毛式公有制的敌人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关系中,物质处在一种去个人化的交换关系中。在以实际利益为交换原则的市场经济中,物归物,人归人,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但在毛式公有制中却不是这样。国家给你的礼物是不能物归物、人归人的。一切分配给你的东西都是人与物的混合,体现的是赠与者的“关怀”和“爱护”,必须以感激之情来接受。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时候,一天几两口粮和一年1尺3寸布票的供量,仍然是必须感谢的。这些是党中央、毛主席顶住了国际帝修反封锁,老百姓才能“幸福”享受的东西。

   人在设想与他人的基本关系时有两种不同的预设,一种是把他人预设为“朋友”,另一种则是把他人预设为“对手”。亚里斯多德说朋友是“另一个自我”,而尼采则认为朋友间的基本关系就是竞争和挑战。两种“朋友”观后面是两种不同的快感,一种是和谐,另一种则是不和谐。毛泽东式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强调的是不和谐的快感。如果与他人的基本关系是争斗,那么对他人时时提高警惕,从反面去猜度他人的善意行为动机(无论是言词还是行为),便成为自然的心态。

   从极端美好化的礼物关系,到彻底不相信有任何礼物关系的可能,其实只不是是一步之遥。这二者的共同点就是把礼物关系完全理想化了。任何东西越理想化,也就会越脆弱,从毛时代中国的理想狂热演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对任何公共理想的彻底犬儒,其实是一个后毛时代的现象。毛式共产主义理想倡导的是一种彻底理想化的人际礼物关系,它严格局限在“自己人”中间,是一种缔结“自己人”团结关系的黏合剂。毛泽东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雷锋”,都是在强调这样一种礼物精神。但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是雷锋,那么谁来接受付出呢?如果人人都毫不利己,那有何必需要别人的“专门利人”呢?这看上去是一种逻辑的悖论,但却也显示了礼物关系在现实中原有的两重性,礼物既有利它性,却又并不是完全利它的。看不到礼物的利他,就会把礼物总是当作“不怀好心”。看不到礼物的不全然利他,就会不切实际地奢求礼物的绝对纯粹。

   礼物关系中的“感激”和“利人”一样,也具有两重性。礼物一方面驱动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但另一方面又令人忐忑不安。西梅尔(G. Simmel)称“感激”是社会行为的基础,是一种“人类道德记忆”。人际关系中若无感激的维系,定不能维持长远。但西梅尔同时也看到“感激”令人不安的一面,人一旦接受了礼物,就会永远处于回报的压力之下。在毛式革命意识形态中,感激的两重性是放到“敌我”两分中来化解的。在革命大家庭和革命队伍关系中,不存在因感激受胁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只存在于敌我关系中,即所谓的“糖衣炮弹”。这种化解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神话,因为恰恰是在革命大家庭和同志关系中,感激才更是有目的地被用作胁迫他人的力量。相比之下,那些被排除在“大家庭”和“同志”关系之外的人们,反倒较少地感觉到“感激党和伟大领袖”的胁迫力量。

   革命礼物中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成分,因此具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对尚未充分事故化的青年人特别明显。即使没有革命,青年人也会寻找其它理想性的礼物关系,如“哥们”、“帮会”、“江湖义气”。在这些理想型的关系中,人们向往的“利他”和“感激”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呢?是局部的现实,还是根本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文革中许多高层受害者都始终无法摆脱对毛积习已久的感恩心态,就算自杀,也要在自我了断之前高呼毛主席万岁。这种行为映证了西梅尔对人因感恩而受控于他人的忧虑。

   在革命礼物关系中,毛的礼物(毛给革命者带来的荣耀、地位、权势)是第一性的,而第一性的礼物是接受者永远都不可能充分回报的,“只有第一性的礼物是自由的,而一切回报的礼物(如忠诚),正因为是回报,必然不可能具备这种自由。”毛可以随意叫任何下属几下几上,每次下上的变动都是一次新的感恩的理由,都包含着进一层的新回报义务。这种赐予回报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正如西梅尔所说,感激并不足以报答,感激产生的并不是报答,而是一种在赠与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

   在革命的礼物失败之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被自由市场取代以后,“礼物”在中国被冷落或抛弃。在人际关系上,中国社会剧烈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从极端的集体主义摆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起关键作用的是自由市场的人际关系。市场关系主宰社会,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学会,而且也只会用经济商品的交换关系去看待其它性质的人际关系。对于不能用直接利益解释的人际礼物关系因素(信任、爱、感激、尊重),人们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否定它们的价值,对它们可能的利他动机采取怀疑和犬儒的态度。人们害怕礼物关系,唯恐任何礼物都是他人为图谋自己设的套,下的局。

在这一点上,市场经济人格的独立(相信自我完足,相信求人不如求己,相信世间没有白吃的午餐)与毛式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不相信人世间会有真的利他友谊和礼物)倒是非常合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礼物   毛泽东   犬儒   自由   革命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724.html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3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