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与人类文化的繁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4-09-10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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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 (进入专栏)   常士訚  

   摘要:文化是一个群体拥有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并使共同体得以维系、运转和成长的关键要素,也是人类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再加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将长期持续下去。多元文化的长期存在虽然妨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孕育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却是人类文化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澳门的实践证明,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城市。

   关键词:文化 多元文化 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的当今世界里,西方的强势文化不仅凭借文化的交流迅速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而且也凭借军事技术等优势有目的地推行自己的文化战略。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非西方国家,也一直有一些急于走向现代社会的激进人士迷恋西方文化,希望走西化的发展道路。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如何认识历史形成的多元文化的意义和前途,就成为如何看待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一个关键。本文试图从文化对群体和个体的生存意义出发,探讨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以及它对人类文化繁荣的意义,以期对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能够有所帮助。

   一、文化对族群群体生存的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创造出来的一系列成果,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与成果的凝结。德国的《迈尔百科全书》在解释文化概念的含义时就指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 这是从词源上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罗素在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敌人时指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 罗素的说法用今天的观点看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把自然当成敌人,把他人当成敌人,反映的是自由竞争时代主客体对立的观念。但罗素的这些说法并不是要论证人对自然、人对他人的征服,而是要论证文化的起源。也就是说,人类为应付自然而创造了物质文化,为应付他人创造了社会制度文化,为了抚慰自我,创造了宗教、艺术等文化。因此,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适应自然、调整社会关系以及抚慰自我心灵的内在价值,只是由于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使这种被称为"文化"的人类创造物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所以,格罗斯指出:"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息之地。"

   文化不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与成果的凝结,它同时也是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的基础。离开了既有的文化,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或者套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离开了文化,它不是野兽就是神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交流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典章制度和历史传统等。这些语言、观念、信仰、制度、习惯和传统等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连接在一起,同时又把不同国家和民族区分开来,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与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相互区别的界限。人们在自己的这些文化中,不仅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即获得了关于"我是谁"的意识,而且在这些文化中也形成了自己生存的技能、样式和独特的意义世界。

   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中的词汇、语法、成语等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而书面语言更是记录下了人们在历史中取得的各种知识、智慧与成就,并能够使这些知识和智慧得以传承和传播。所以,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象征。通过自己的民族语言,人们形成了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实现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合作,保障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独立。在这一意义上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声音边界。语言的这种政治意义使得一国的统治者总是非常重视国家的语言政策,总是把语言政策作为国家统一的重要工具。由于语言本身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以及语言在维护民族或国家利益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语言"成为文化拒抗的战壕,自我控制的最后堡垒,以及可以确认意义的避难所。"

   不可否认,由于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的霸权影响,加上全球化的进展,逐渐使英语成了世界各国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是,复杂多样的语言文化体系并不会由于英语的存在,而使长期形成的民族语言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那些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语言文化体系尤其如此。

   宗教是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塑造了一定文化群体的历史、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它通过教义和仪式,潜移默化着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它强化了特定民族或特定群体的认同意识,加强了特定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也促进了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分离。宗教对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既在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造成了精神生活、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差异,又为每个信徒们提供了一个生命意义得以阐释和确立、飘泊的心灵得以安顿的独特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是信徒们的精神共同体。在这里,依靠信仰这根精神纽带,孤独冰冷的心灵有了家的温暖。因此,对于信奉某一宗教的群体来说,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他们的生存是利益攸关的。

   不仅语言和宗教对一个群体的生存有着巨大的意义,而且,族群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都对族群群体的生存关系巨大。如果说,语言使群体的沟通从而使群体的形成和维系得以可能,宗教信仰能够塑造群体的意义世界和共同的精神家园,那么风俗习惯则有助于在群体中形成一种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发秩序,从而使群体的共同生活得以顺利运转。在维系共同体运转的各种规则体系中,风俗习惯是最具有"看不见的手"性质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秩序的维系具有了某种自发性质,并从而减少了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依赖。

   历史传统是一个共同体的生活连续性的体现。它不仅仅意味的是共同体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它塑造着共同体的现在,并影响着共同体的未来。无论对一个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群体来讲,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也就无法知道现在何方,从而也难以知晓要走向哪里。因此,共同体的历史既是该共同体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也是现在的"我"之所以是"我"的来源。它塑造了共同体的特性和气质,并培育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感。另外,历史的传统不简单是共同体前进的包袱,更重要的是前进的基础和力量的一个源泉。一个共同体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脱壳而出,获得新生;但是,正如脱壳的蝉仍然是蝉而不是蝴蝶一样,获得新生的共同体仍然是它自身,而不是它之外的"他者"。事实上,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传统积淀的智慧和经验,它也很难创造现在的生活,很难在新的环境下获得新生。

   总起来看,特定的文化对于特定群体的生存来说是性命攸关的。有了它,一个群体才能够形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具有内聚力,拥有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并使共同体得以维系、运转和成长。

   二、 文化对人类个体生存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离开了群体人就不能成其为人。长期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往往从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从特定的群体背景中抽象出来,使人成了孤立的个人,或无牵无挂的个人。实际上,他们构想的这种抽象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种"社会性"体现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人一生都要活动于由许多人组成的群体中。根据不同的参照系,这个"群体"可以小到自己的家,大到国家、再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在国际交往中,当你身处异国,和不同国家的成员相遇时,你所面临的就是对你个人身份的确认。不仅海关要确认你的身份,表明你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或"印度人",而且当你和其他国家的一般人进行交流时,你同样面临着对自己、对他人不同国籍和身份的确认。

   目前有一种"世界公民"的说法,仿佛公民不属某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不错,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已经不再生活于一个单一的群体中。你可以拥有加国护照,却工作在中国的上海;你有美国国籍,却可能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雇员而长久地生活和工作在他国,或在许多国家间穿梭往来。但是,颁发给这位"世界公民"的护照,不是联合国签发的,而是他的国籍所在国签发的;标明其身份的不是来源于联合国,而是来源于他获得公民身份的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能够获得最终保护的还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国家。

   公民身份的不同,不仅表明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归属,而且大体上表明了一个人的文化归属。在当今世界上,有两种国家,一种是移民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另一种是非移民国家。非移民国家的成员在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是这一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政治价值、法律意识、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意识中积累起来,并成为一个国家公民素质和修养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民的后天本性。在移民国家,第一代的移民身上还流淌着祖国文化的血液,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可能发生了某些转变,但母国文化对他形成的影响则久久不会退去,母国文化给予他的某些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不会由于移居他国而轻易遗忘。到第二代移民时,由于一开始就经受着所在国的文化熏陶和社会化过程,所以在心灵深处就形成了与他所在国的文化相适应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这也使得第二代移民能够较容易地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成为这一文化群体中的真正意义的成员。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发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在卡西尔看来,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不如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其理由在于人类文化的形式是符号。在这里,人与动物的不同则是以人能够储存和发展"符号"为其重要标志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符号的动物"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动物",用卡西尔的话说,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文化则是"人的本性之依据"。这实际上就是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塑造着一个人的本质;或者说,人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动物。

   作为文化动物的人,其文化的属性并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后天在与他人的交往实践中和文化学习中建构起来的。一般说来,人是否能够接受外界给予的符号,能否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这是人能否顺利地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这些符号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交往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人们之间凭借语言系统,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经验和思想的交流,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从实际生活来看,具有相同语言系统的人彼此之间较为容易沟通和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则往往容易出现障碍。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穆尔(Margaret Moore)在论证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时指出,当代一些国家如塞浦路斯、黎巴嫩、斯里兰卡、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民主政治之所以难以运行,原因之一就是语言障碍和文化上的壁垒。 这说明,语言既是群体内部顺利交流的工具,也是把不同群体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是人们之间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个体人对文化的依赖,不仅体现在语言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整个文化资本的依赖上。所谓文化资本就是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观念、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文化传统、制度规范以及表现为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等。文化资本的重要功能主要在于它既是一个群体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人占有和利用的文化资本越多,他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他的生存和发展也就越能得到保障。可以想象,离开了群体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一个人不仅难以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难以界定自己的归属和身份,而且也难以实现真正人的意义上的生存和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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