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4 次 更新时间:2014-09-09 1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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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技术的自组织以及独立发展似乎可以与社会需要相隔离,“技术的进步并不取决于抗议忽视、要求得到满足的需要,而是依赖于要求充分利用资源、抗议资源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技术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所有其他的解释都近似于意识形态的说教或如意算盘。”[11]

   即使我们不考虑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而是把视线直接转身社会治理本身,也会发现,社会治理同样出现的新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社会自治的问题得到了方法关注,显然,社会自治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他治条件下,社会成员可以将许多社会责任推给政府以及国家的其他机构,并在人民主权理念之下要求这些机构承担起社会责任。否则,就提出批评,甚至威胁用选票改组它们。然而,在社会自治成为基本的行动纲领后,社会成员对专门的和专业化的社会治理机构所抱有的那些期望就必须被收回,并放置在自己的肩上。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主动地扮演起行动者的角色,这就是从他治之中解放出来后而不可推卸的自我担当。总之,自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而且是无可回避的道德责任。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断,事实情况也许并不像理论所能够证明的那样。因为,在工业社会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因为倚重于政府而表现出了“逃避自由”的行为倾向,宁愿付出接受现代奴役的代价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事实上,这种“逃避自由”的行为倾向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一是臣民不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作出自己的选择,二是贪图权力的政治空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缩减臣民的选择或完全禁止它。……个体憎恨他们几乎无法处理的责任;国家的统治者渴望把个体责任及其臣民的自由一起取走。”[12]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呈现出来的现实趋势则是,国家及其政府无法再把个体所应承担的责任与自由取走,而且个体也无法在这两个方面作出逃避的选择。因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国家及其政府不知道应当从个体那里取走哪些责任与自由,即使国家和政府从中取走了一部分,也可能承担不起来。所以,社会成员的自治已经是一个铁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趋势,并不是国家及其政府自愿地放任社会自治,而是因为它已经无法承担起了社会治理的全部责任。与此同时,社会成员也不得不接受自治的责任,是因为它必须通过对这种自治责任的承担去发现和获得生存和生活空间。可是,在我们的社会运行中,这恰恰是当前社会管理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人们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政府,低层级政府不能解决的,就会上访,寻求高层级政府的解决。总之,在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中,迫使政府陷入全面社会控制的不合理性之中。

   达尔认为,“在具有广泛政治共识的多元、民主政治系统中,根植于合法性、法治以及政治性传统的信念和习惯缩小了社会认同策略的范围,而这些信念和传统又通过大量形成对政治准则认可和遵守的社会过程得以持续强化。无论谁违背这些社会认同的策略都会引发巨大的失败风险,因为用来反对政治越轨者的资源几乎肯定要比政治越轨者自己能够集聚的资源要多得多。甚至可以指望公民(在竞争的政治领导者鼓动下)暂时离开其全神贯注的非政治目标并利用他的某些资源来打击那些有政治身份的人,这些人进行策略选择时显然开始偏离了政治文化所规定的准则。”[13]也就是说,滥用权力、腐败以及各种各样的弄权行为,都会受到惩罚,而且为之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难以承受的。这就是民主制度在防止越轨者出现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然而,这种制度大大压缩了行动者策略选择的空间,让掌权者时时处处都小心翼翼地行使权力,在开展每一项行动之前,都要预先谋划清楚别人可以分担的责任,甚至会因每一项行动中都撇清自己的责任而不愿意去作出任何能够反映其主动性的策略选择。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行动者的这种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和害怕越轨而受到惩罚的状况,必然会使他们一切应急行动中造成较坏的表现。

   在族阈共同体生成后,或者说,在原子化的个人成为一切社会行动的逻辑上的出发点之后,我们满眼所见的就都是追求各自利益的行动者,而且,更多的时候和在更加经常的情况下,这些追求各自利益的行动者之间的利益互不相容。但是,人们必须和平共处于同一个社会中,在更多的情况下,必须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事实上,人们的任何一项利益诉求也只有在社会和共同体中才有着实现的希望。这就是辩证法用“对立统一”概念所描绘的一种状况。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近代以来是把重心放在让人们在社会和共同体中和平共处的方面的,因而把法制秩序放在了第一位。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中去重新审视近代以来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这种谋求法制秩序的治理模式,却发现它具有极其消极的特征,即使它采用了诸如禁止、压制或镇压等积极行动,也只是从属于某个终极性的消极目标,那就是维护被认为具有合理性的社会存在。当然,凯恩斯主义使社会治理行动显示了某种积极特征。但是,这种积极特征却是不真实的,它并没有使近代以来所拥有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质上的改变,只是在行动表现上有了一些此前显得较弱的所谓积极干预。事实上,它是把事后响应的机制提到了事前,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性质都未发生改变。如果说所谓凯恩斯主义模式具有某些积极行动特征的话,那也是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使它映现出了积极性,而在实质上,依然属于一种消极的社会治理。如果放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背景之中,它的积极性特征也就完全消失不见了;如果强行开展凯恩斯主义模式的所谓积极行动的话,所呈现给我们的只能是一些“乱行动”。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要追求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上的积极性而不是去维护法制秩序的消极行动。其中,把拥有各自利益追求的行动者整合到一个合作体系中,让他们通过合作的方式达成自己的利益目标,就是社会治理获得积极特征的力量源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必然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治理,行动目标的前瞻性、响应机制的灵活性、方式和方法上的多样性等,都是可以使社会治理获得积极特征的重要途径,然而,最为根本的还是行动者的合作。当合作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和行动模式时,也就自然会显现出积极特征。

    

   三、在改革和创新中开展社会治理

   克罗齐耶认为,“个体自由的生长与组织机构复杂性的持续增强,是西方世界极为普通的现象。事实上,这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因为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才更多地受到了这种现象的影响。”[14]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波学习西方和追赶西方的热潮中,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建构起来的生活模式、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基本上得到了全世界的模仿和复制,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功也被期望为学习者和模仿者的成功。尽管这仅仅是一种期望,并不意味着必然如此,但是,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却是所有学习者和模仿者都无法回避的。

   应当说,成功的经验往往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形成成功经验的条件都是具体的,有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具体的资源条件,成功经验时过境迁也就不再具有获得它们时的价值。但是,只要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为圭臬,步西方国家后尘而行,就会遇到西方国家所遇到的相同问题,甚至不止于此。可能西方国家前脚走过了一条沙梁,而紧随其后却可能陷落沙阱,更何况还可能派生出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事实上,恰如克罗齐耶所看到的,“移植国外模式,最终总是会以失败告终,即使事后来看,在当初自主创新的开创进程中,它们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15]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时刻谨记自主探索,去走一条自己的路。尤其是在许多方面都显得规模较大的大国,如果忘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而是津津乐道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一味地模仿和复制西方国家,还不是一个贱视自我的所谓尊严问题,而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经常看到,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会有人深情地表达对西方某种制度、某种文化价值的向往,这样做,如果不是出于迎合和讨好西方话语霸权的目的,那就是浅薄无知的表现。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权力的全球性与政治的地方性之间、问题的庞大与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的有限性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使社会越来越不能成为这样一种‘想象的机构’;这是当今‘理性地确定目标’的最棘手的障碍,是目前广泛存在的‘公共无能’感的一个主要根源。”[16]或者说,首先在公共领域中出现了理性目标与行动效果的巨大反差,按照原先非常有效的科学规划去开展行动,总是收获与理性目标相去甚远的结果。也正是这一点,反衬出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耳边还回荡着“知识就是力量”的豪言壮语,我们心中还激荡着对科学技术的无限信心。所以,在每一次碰得头破血流后,稍稍休整又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然而,总有一天,我们会为社会治理中的那种“公共无能”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以至于我们无法抱定原有的信心而不去正视现实。如果有那一天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它到来得太晚了。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正视现实也许就应从今天开始。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首先分析造成当前“公共无能”问题的根源,并寻求解决之道。

   鲍曼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两种紧密交织的能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生存与成功价值。其一是灵活性:即能够迅速地改变轨道,立即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能力,永远都不受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太重以至于无法移动或太近以至于无法摆脱’的财产的束缚。另一个则是全面性:一个人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特定技能不再有需求,而其他技能升值了,那么花在深化这项技能上的时间就完全白费了。我们从学生的发展中了解到,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恰恰是‘多才多艺’、非专门化和知识面广的学生获得了最大的生存机会。”[17]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行动者很少有明确的目标,而严密的计划则更少。行动者的计划和目标是多重的,或多或少是含混的,或多或少是明言的,或多或少是矛盾的。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会改变目标和计划,会在途中甚至之后舍去其中一些目标和计划,发现另一些目标和计划。这只是由于始料未及和无法预见的结果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重新调整他们的针对性行为’:某一时刻的‘手段’将是另一时刻的‘目标’,反之亦然。”[18]当然,任务是具体的,也许正是任务是具有无法抽象的具体性,使一个任务与下一个任务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以至于行动者无法在诸多任务的承担问题上制定统一的计划和目标。行动者所应集中关注的是,如何去更好地承担和解决已经摆在面前的任务,如何在一项任务的承担取得了成效的时候去主动地发现下一项任务。

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胡德认为,“在中国这一重要个案中,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的主要发展看起来更像是对进步主义的部分采纳而不是背弃,这些发展体现于官僚系统向正式等级制的回归,公共部门开始恢复考试录用中的作用,而不再单单依赖政党身份,并且强调技术专家的作用。”[19]这一点在今天显现得尤其清楚。也许中国当时的后发展状态决定了必须完成“补课”任务,事实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到中国,紧跟全球改革的步伐已经成为主流趋势,而且对进步主义的诠释也走向更为精细的方面。存在于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这些改革行动在内涵上的多重化,一方面根源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经验主导的特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系统的设计仍然没有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现实展开。如果我们去揭示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的底蕴,则会发现,虽然表面上是财政的、效率的以及回应性方面的等问题直接推动了改革,而在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则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可惜的是,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问题,一些学者作出了深刻的揭示和阐释,而改革实践并未予以认真对待。所以,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一直受到社会发展表层的具体问题的引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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