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0 次 更新时间:2014-09-05 21:32:08

进入专题: 北京地名  

陈徒手 (进入专栏)  
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五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六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86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进入 陈徒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北京地名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585.html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