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逻辑与谱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3 次 更新时间:2014-09-03 21:05:05

进入专题: 国家观   消极国家观   国家与社会   自由主义  

​庞金友  

   【内容摘要】从城邦时代到启蒙时代,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近代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并确立。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国家被近代思想家赋予积极与消极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持极端立场,分别将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推向极致,而自由主义则居中而立,既承认政府的作用,又相信社会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国家职能重新回归社会、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在国家消亡之前,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新型国家形式将发挥其内在作用。西方国家观念更迭的历程说明,只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客观规律的国家观才是最好的国家观。

   【关键词】国家观 消极国家观 国家与社会 自由主义

   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发展一直是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历经古典时代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西方的国家观念在近代逐渐形成并确立。从理论层面探讨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对于厘定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挖掘西方国家观念的个性特征,从而准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涵、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从古典到现代:近代国家观念的历史源流

   国家观念虽然形成于近代,但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孕育和萌芽。从城邦时代到启蒙时代,西方国家观念的发展与变迁,是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同步进行的。

   古希腊的城邦是国家的雏形。这些规模有限、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表面上看是基于共同地域而自然形成的居民共同体,但实际却是一种依凭出身而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共同体。公民虽然同时拥有社会身份和公民身份,置身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但这两种身份的界线模糊,两种生活形式也难辨伯仲。这种近似同质同构的现实状态,使人们无法意识到国家有别于社会,更无法想象远离城邦生活的那种"非神即兽"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直接将人的政治性先在于人的社会性,剥离了"人"的抽象内涵并赋予其现实意义,真实地再现了城邦时代国家与社会的胶着状态。

   对于罗马法,人们习惯于关注它的权利概念与思维,以及对于后世法治文化的影响,但往往忽视了古罗马的实定法已暗含国家与社会统辖领域的分野:国家需依实定法行动,而社会则借助传统、习俗和道德力量治理。这一界分有力地冲击了国家与社会的同质结构。此外,罗马法还倡导两大观念,一是"法人"观念,二是契约观念。前者使国家成为像个人一样拥有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行为主体,为近世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提供了法理依据。后者则将订立契约确定为平等法人间、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从而将法律行为与政治行为区分开来,使国家与社会间的胶着状态变得愈加脆弱。

   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统领一切的千年。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信奉"上帝的物当归上帝,恺撒的物当归恺撒",①将人的灵魂与肉体、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来世命运与现世境遇一分为二,并且"通过把前者从后者中剥离开来并与上帝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从而赋予人的精神生命以某种高于世俗秩序的神圣意义和超脱世俗秩序的独立价值。"②结果是,个人的价值和地位被提升,国家的作用和意义被弱化。这种神学政治观承认国家的有限价值,但拒绝对国家的无限依赖,这种既肯定又消极的价值取向,为近代自由主义所吸取,成为自由主义消极国家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另外,这种政治观将国家作为众多社会机构中的一个,教会就自然而然取得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显然,社会所取得的外在于国家的特质,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14世纪末叶,除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民族国家的日益崛起并逐渐取得压倒教会势力的力量。人们不再从神的眼光,而是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③马基雅维利放弃了将国家视为君主个人所有物的传统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首先赋予国家以非人格化的形象,并将政治与道德、宗教分离,这正是近代国家观念的起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赋予国家以独立品性的同时也将国家置于孤立境地。④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在16世纪的欧洲成为普遍的政治理想,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此时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布丹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国家观,进而提出了"主权"观念,认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是由许多家庭及其共同财产组成的、具有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唯一标志。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由此产生。

   进入17世纪,启蒙思想家借助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的设想确立起社会先在于国家的观念,这一观念与基督教的社会外在于国家的观念一起,赋予社会以更为强烈的非国家或反政治的品性。无论自然状态的性质好坏、个体让渡权利的多少,思想家们都承认在国家建立之前早已存在一种人类社会形态,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形态的战争状态或诸多不便,人们才通过订立契约让渡部分或全部权利建立了国家。此时的国家与社会已各有所指。⑤

   为了进一步确保商品经济的发展,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近代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自由放任"原则,认为人类社会本身就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一旦受到外在干涉或强制,就可能丧失。继洛克指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⑥亚当·斯密进一步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论证经济自由的重要,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呼吁作为经济领域的社会要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且后者不应该干涉前者。

   自此,近代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开始出现明确界分。较早意识到国家与社会差异的是亚当·弗格森,但从概念上进行明确区分的是托马斯·潘恩。潘恩认为两者在起源和目的上有根本不同,国家源自人们的邪恶本性,社会产生于人们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国家的宗旨是以恶制恶,社会的目的是保障幸福。⑦正如他所言:"好些人一开始就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仿佛这两个概念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或甚至于就没有区别,但实际上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甚至连起源都是不同的。"⑧真正将国家与社会进行现代意义区分的是黑格尔。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知性的领域,是充斥着特殊性的伦理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国家是理性的领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完美统一的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⑨黑格尔承认社会的自治权利,但他也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⑩它往往以私利为目标,易受盲目导向和因果支配,从而与国家普遍利益相悖离。这些不足与缺陷,只能通过国家的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度的管制才能得以克服。因此,国家在逻辑上高于社会,国家是社会的基础。又由于社会领域普遍存在非正义或不平等现象,出于保障与维护人民普遍利益的需要,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是必要和正当的。黑格尔的这种普遍主义国家观将国家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在,而社会则完全被国家化了。

   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黑格尔的国家观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过,他仍未能真正阐明国家产生的原因,未能揭示国家的本质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考察了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在对近代思想家的批判中实现了超越。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存在与思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11)完全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抹杀了国家产生的现实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是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恩格斯也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2)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国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从社会中产生"。国家是个历史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物,"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13)第二,"自居于社会之上"。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为缓解利益的冲突与对立,必须以第三者的身份超脱于(哪怕只是在形式上)各种社会利益之上,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体现社会的普遍意志,为社会服务;但实际上国家又往往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第三,"同社会相异化"。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来自社会又独立于社会;在脱离社会的母体后,往往成为社会的负担、威胁和压迫力量。这些重要论断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国家产生的真正原因,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从而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二、积极抑或消极:近代国家的两张面孔

   现代国家的地位与形象历经数千年,几经波折。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城邦具有"至高而广涵"的伦理意蕴,其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共同体。中世纪神学政治观将国家降格为神圣意志的世俗载体,国家地位一落千丈。文艺复兴后,新兴民族国家承载着人们反专制、反神学的愿望与使命,地位与形象迅速提升。但部分启蒙思想家仍将国家的本质认定为"以恶制恶"手段,至多也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或"必要的痛苦"。于是,自近代以来,国家开始被不同阵营或流派的思想家赋予或积极或消极的形象,同时,被描述成或善或恶的两张面孔。

   赋予国家积极形象的思想家更为关注的是国家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马基雅维利开始,经布丹、霍布斯,再到黑格尔,坚持的就是这个理论路线。

   出于对国家利益或民族大义的考虑,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些大利益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源泉,君主甚至可以为了国家利益不惜任何手段,因此,他提出"国家理由"(reasonofstate)以试图说明:手段要为目的服务,目的可以说明手段正当。(14)布丹则赋予国家以现代的形象和意义,主张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具有绝对性与永久性,它至高无上、不受限制、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主权者的生命有限,而主权的存在却是永恒的。他用"私有"和"公有"划分家庭和国家,并将国家与其他社会团体区分开来,指出社会个体要服从国家主权。当然,两人均出于直接的政治价值取向,并没有深入论述公共权力产生的基础,也没有细致分析主权国家的功能与作用。

系统阐释国家的作用,赋予国家以积极形象的是霍布斯。借助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霍布斯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战争状态,每个人于其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正是通过订立社会契约,人们以同意的方式让渡出全部权利给主权者,因此这个"主权者"实际上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15)这个"人格"不过是公共权力的一种抽象体现。正是由于这个拥有抽象的公共权力的强大的"利维坦"的存在,国家才能真正保护人们的和平与安全。另外,由于社会契约是权利让渡的依据,而人们让渡权利的终极目标就是维持安全,因此,主权者的权力也有一个底限--为权利让渡者保留保卫自己生命而抵抗他人侵害的权利和权力。此时,霍布斯的国家就完全成为如约翰·基恩所说的"安全国家"了。(16)当人们透过"安全国家"权力运作的黑幕,就会发现一个"无限国家"的阴影,以及被这一阴影笼罩着的脆弱的社会,国家所承诺的安全是那么遥不可及。公民除了少得可怜的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如保全生命)以外,不具有任何其他权利,更不用说是针对专断君主的反抗权。为了充分保障社会的安全,国家拥有国内外和平所必须的条件的垄断权,这个权力不可分割,也不能转移,更不能为臣民所拥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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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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