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1965年,耀邦同志的安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8 次 更新时间:2014-08-31 2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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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 (进入专栏)  

    

   《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我认真读完了。当年,耀邦同志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四十九年了,可以说几乎是两代人的岁月过去了。其时,他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的陕南早春行只是他生命之河中,一瞬时光的流水,它不再掀起什么波浪,但它还在静静流动,仍有生命。历史会告诉后人,它曾淹没了什么,又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化为航标或路灯;或许还可以告诉后人,耀邦同志面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他曾有过什么思考,他在党内的命运有起有落,他又是怎样迈步行路的。

  

   一、对社教运动的解读

   耀邦同志1965年的陕西安康早春行,是他在我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做的一次农村调研,并为运动进入下一阶段时,做的一次政策宣讲和群众发动工作。

   耀邦同志这次陕南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后来当上面严肃批评耀邦同志时,安康地区的多数干部也跟着批判,有人竟把他和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系起来。其实这不奇怪,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已被“阶级斗争”“左”的思想所震慑,都知道“左”比右好,跟着大势走,最好别动脑筋。而群众则不同,认为耀邦同志讲的话,对文件的解释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就自觉行动起来。少数干部嘴上虽是批判,但在实际问题上仍然支持耀邦同志的意见,并据此精神开展工作。

   耀邦同志1965年早春的陕南行和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纪要。纪要是以毛泽东主要意见为依据而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该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俗称“二十三条”,社教运动统称“四清”。“二十三条”虽然只是重申了“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的提法,但文件又有警人的新意,那就是纲中又有一个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耀邦同志给安康干部们这样解释走资派:“这一句话有四点。一叫重点,一叫党内,一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叫当权派。”但他更多的解释却集中在如何发展生产上,社教运动“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要把生产搞好”。“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什么叫大好形势啊?大好形势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在此基础上,他又大大发挥了他对广大农村干部的看法:“什么叫好干部呀?同志们,我们这个会议上要把它摆清楚,就是能把生产领导好,这是最主要的标准。”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教育问题特别强调。他说:“农民离开工人阶级领导,就不能走社会主义”。农民的眼光短,容易满足。分了七百斤粮食,就有人要去赌钱。

   耀邦同志根据对社教运动的这些指导思想,在2月14日凌晨二时给陕西省委发的一份《电话通讯》中,该件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电话通讯》中,他使用了更为规范的语言,同时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经意间和“二十三条”发生了深刻的冲突。“二十三条”要解决的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他却大谈对广大农民的教育问题。“二十三条”明确社教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却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没有想到他越是强调这种主张,越是和中央的决策以及西北局的社教工作发生冲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未对耀邦同志背离“二十三条”精神的工作给予批评,也未给予什么肯定。我曾想过,毛主席为何对陕西社教和西北局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未置一词呢?我想他是否对党内斗争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他一直用“左”和“右”的路线斗争观察党内生活,他对党内“左”“右”斗争的倾向、路线一直区分得十分清楚,就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二十三条”,也明确写明运动中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很快在他脑海中,出现了一种对党内路线新的看法,就是“形左实右”。毛泽东批评1964年社教的“形左实右”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在他1966年8月写的一张大字报中得到充分反映。要说耀邦同志在陕西社教中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吧,那么他是形右实也右,形式上一点也不“左”。要说耀邦同志执行了一条反对“形左实右”的路线吧,他当时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的内心世界是反“左”的,但他又极不适应党内开展的这场新斗争。不管耀邦同志“左”也好,右也好,批他的人也好,支持他的人也好,总之各方面的同志都不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况且,他十分强调社教不整群众,发展生产,犯错误的干部可以将功补过,运动不搞繁琐哲学,又都可以在“二十三条”中找到根据。是否因为这些复杂原因,耀邦同志才躲过一劫?当时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中央书记处对陕西省和西北局争论的问题也没有发表过明确的意见。10月6日,总书记邓小平对耀邦同志讲:“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中央没给你做结论。”实属保护性的态度。

   西北局则不同,因为前段社教期间,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确有过严、过粗、过滥、打击面过宽的情况,耀邦同志提出的“四个一律”,西北局是不接受的,为保持运动的高压态势,他们认为“四个一律”可能引起翻案风。这也是必然的逻辑。所谓“四个一律”,即“凡属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减轻下来。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咎既往。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对耀邦同志开展批评是从反翻案风,不抓阶级斗争开始的,批评他的一句名言:“只抓粮棉油,不讲敌我友。”在批评者看来,反正批右,反翻案,抓阶级斗争总不会错吧!未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当年的批评者受到的迫害、羞辱更甚于耀邦同志。

   当时党内同情或肯定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的人也有一些。如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罗瑞卿和军队的一些同志。耀邦同志去陕西上任前,曾拜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了解胡的率直,好心劝他“到任一年不要说话。”想不到没几天,他也离开中央,到陕西省委书记处工作。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比社教运动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二、耀邦同志阐述的经济观点

   耀邦同志在陕南安康地区八天跑了七个县,边走边看,边和干部、群众讨论,同时说出了他对许多问题的一些看法。本文以此书为主干,用随笔、漫谈的形式,把书中分散的史料,自己零散的记忆,理出他的几个观点,串成一文,故名“散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翻阅评论。

   1.靠山吃山养山——积极开发潜在的经济资源

   安康专区十个县市有耕地五百一十万亩,耀邦同志重视耕地,但他新的着眼点,是关心土地总面积。安康专区总面积为二千八百万亩土地。全区每个人有二亩八分耕地,还有十亩山地。他希望开发山地,认为陕南山地出产的桐油、柿子、茶叶、蚕茧、核桃、花椒、木耳、当归、党参、黄连等土特产都是大自然给予人们的财富。他对药材当归的解释:当归就是当年归还本钱。此外还有大熊猫、小熊猫、金丝猴、羚牛、羚羊、林麝等珍稀动物。

   他的安康行第一站是宁陕县,这里是安康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地方,他格外重视县里的林业特产局。在听县林业特产局局长屈自恒介绍时,他插话说:“宁陕要大力发展林木,国家缺乏的是木材,不是粮食。”“你们做个统计,把山货特产和林业加起来,收入会大大超过林业的。”“你们立即做个长远发展规划给我。”在“以粮为纲”,忽视林业、牧业一齐发展的山区,县委当然欢迎耀邦同志的意见,很快做出规划寄送给他。

   2月7日,耀邦同志来到石泉县,该县耕地三十一万亩,人均耕地二亩半,荒山十五亩。他谈到耕地之外的土地:“你们是森林荒山面积超过一百八十万亩,潜力很大。”在县上又问了县供销社主任土特产的收购总量。他说:“我们左手抓农业,右手抓多种经营,靠山吃山养山,你们每人平均十五亩荒山,山上还未解放或才半解放……”他对资源的理解是靠、吃、养,不是竭泽而渔的蛮干。认为荒山也有一个“解放”开发的问题。

   2月8日,耀邦同志来到汉阴,这里有三十六万亩耕地,他在这里还看到了水田。县上水田有九万亩,又产桐油,可以养蚕、采茶、种植柑桔,唯一遗憾之处就是这些经济作物、水果都产量不高,他说:“二百多万亩山,桐(油)只产八十万斤,去年才三十万斤,有些山没有很经营起来。省委希望,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山,经营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你们就是愚公移山。”

   2月8日,耀邦同志一行,乘着一条破旧的“红旗五号”机动船顺江而下,来到美丽的太极城旬阳,知道这里人均三亩地,十五亩山地。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是商贾辐凑的商埠码头,人称小汉口。解放前这里就有“八大商号,六十九家商铺”。陕南的桐油、中药材,土特产水运至湖北。南方的日常生活品、化肥、煤炭进港。耀邦同志在这里的黄州会馆开了一次商业问题的座谈会。

   2月9日,耀邦一行来到秦头楚尾的白河县,了解到该县户均两亩半耕地,十六亩山地。这里耕地很少,但荒山地、林木地同样超过耕地。以后又到了平利县、安康市,都对当地的耕地、山地、土特产资源做了了解。

   他面对安康丰富的资源,形成的总体思想就是:“我们增产的潜力不小。有这么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这么好的人民。两千多年前,刘邦就是在这里起家的。”陕南山区这种资源若不利用起来,怎能甘心呀!他发出的感慨就是毛泽东写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在他看来,绿水青山中蕴藏的资源弃而不用,就是浪费,就是枉自多情。在安康考察的最后一天,耀邦同志给省委、地委、县委发了《电话通讯》,他在《通讯》中说:“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账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处着手,为几年后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长收入打基础。”

   资源的观念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尤其是可以开发的资源,是可以及时变现的资源,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资源都算净资产,或称为净资本。这是国家的家底,这是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掌握宏观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

   耀邦同志未系统学过经济学,但从生产的实际出发,他能捕捉住国家资源这一重大课题,做足文章,证明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充满研究兴趣的人。因为他明白,他已从团中央的工作转行到省委新的岗位,必须学习经济工作。

   2.我们帮助你们打主意——帮助生产者找市场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和生产经营者之间互有一种予取的经济关系,即是对生产者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呢?还是先取后予,少予多取呢?很多国家官民关系紧张,互相打着对方主意,由此产生剧烈的阶级矛盾。我这里说的予取之道是人民政府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治国之道。

   先予后取,多予少取。这是中国古老的经济思想,也是富民强国的治国之道。这种长治久安之策,无不浸透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光辉。这些年来,这种理念也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之中。

耀邦同志到陕西工作前,曾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汇报了陕西的情况,请求国务院把陕西省的征购粮从十七亿斤减到十四亿斤,希望国家拨款兴建几座化肥厂,国务院同意了这些要求。陕西省1964年的粮食总产量八十七亿斤,比1956年的一百零八亿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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