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罗岗: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思想构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5 次 更新时间:2014-08-29 2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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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罗岗  

    

   鲁明军: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汪晖老师、罗岗老师,感谢各位!今天我们这个对谈的话题,主要是针对我们这次展览,所以,在讨论开始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可能表面看,讨论主题跟这个展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理论上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有着很强的很对性。

   整体上这是一个关于青年艺术家的推介展,但实际上是三个展览,包括三个不同的主题,刘礼宾、胡斌和我每个人负责一块。我这个部分探讨的是艺术体制与青年艺术家的实践。

   鲁明军:“艺术实践难以逃离体制,青年艺术家只能以试错的方式进行局部微观对抗;回溯五四及以后的青年的历史与革命思潮,能给今天带来怎样的反省?”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艺术是一种体制化的实践,不管是你认同体制,还是反体制,实际都是在一种体制化的框架下展开的,你再怎么反体制,还是离不开美术馆、双年展、画廊、博览会,因此,可以说所谓的当代艺术或观念艺术,实际是体制性艺术。这个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艺术史上我们可以追溯到杜尚,甚至在他之前的库尔贝、马奈那里,就已经有所自觉,开始挑衅沙龙制度。但从杜尚开始,艺术实践则直接针对艺术体制本身,也就是说,所谓的艺术不再取决于媒介,而是一种关于艺术的艺术的一般艺术概念。

   今天更是如此,这套体制实际已经非常完备,包括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整个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大的背景。那么,在这样一个艺术体制下,艺术家是怎么应对的,特别是在年轻艺术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这套体制在中国也就这些年才表现得格外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和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中国问题,实际上全球都是这样。而且,这一两年来有一个变化,就是几乎全世界都在推青年艺术家。我想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艺术体制的问题。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从不同的面向揭示今天的青年艺术家的实践本身如何自觉和应对这套体制的。我的一个基本的预设是,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遵循这套游戏规则,但艺术又试图从这套游戏规则中跳脱出来,于是,对于大多青年艺术家来说,只有不断地付诸试错性的行动,这种行动不可能是整体性的颠覆,更多是一种植根于自身日常经验的局部的、微观的“误动”。

   今天的话题是“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我们特别邀请了汪老师和罗老师两位著名学者对谈,话题不是直接针对这套体制,但我相信它会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启示和行动的空间。

   关于青年艺术家,这些年艺术界讨论的最多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现象,特别是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弱,普遍知识化,精致化,甚至有人认为荷尔蒙的分泌都没有上一代的旺盛。这一点,我去年看里昂双年展的时候,感受非常深,如果不看标签和介绍很难去判断这个艺术家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而这样一种现象似乎构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生态。那么,针对这种现状,艺术界自身也在不断地检讨、反省,比如今天流行的“社会参与”、“关系美学”、“人类学”,还有“后制品”等各种话语,都是针对这种现状的反思。今天,我们希望抛开这些,从青年的历史与革命思潮出发展开一些新的思考的面向。从五四到延安,到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至2008年前后,每一个时期青年都处在风口浪尖,都是行动和舆论的焦点,那么这样一种历史和“传统”对今天的这样一种现实能不能构成一些检讨和反省呢?我们先请汪老师演讲。

   汪晖:“青年问题是一种生命状态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要讨论青年,我们必得有一个重新讨论我们对自己的时代,重新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个独特性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好,不止是跟别人的差别,而且是有非常创造力地带动一个时代变迁的那种力量,但是它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青年的问题,首先来源于对于一个‘时代意识’的问题。”

   汪晖:谢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不过实话说,我因为展览没有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罗岗要不你先说说?

   罗岗:你先讲,没关系。

   汪晖:说是要讨论青年问题,一说到青年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说,我先从稍微抽象一点的问题来说,因为一说到青年,大家都会讲年轻人,但事实上青年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不完全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问题,因为这个青年的问题说到最后,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是吧?我们回顾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青年问题,少年、青年、青春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一个时代要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把问题设定在青年人身上。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非常著名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时候,开篇叫《敬告青年》,李大钊写了《青春》,非常重要的文章,《敬告青年》六大主义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他所说的这些话,我还把他的文章带来了,看看今天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对青年的要求,差异是什么。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了六个原则,一个是他希望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东西就他的具体的内容而言,到今天已经成为青年一般的原则,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原则,需要重新充实,比如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个话说得很对,今天也一样,可是那个时候束缚我们的,我们要摆脱那个奴隶的那些内容,跟今天我们要摆脱的内容恐怕差别很大了,那个时候提出的理念,有可能也成了我们新的束缚,所以青年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教条地来对待的问题,总是来源于对一个时代的困境、问题的认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要讨论青年,我们必得有一个重新讨论我们对自己的时代,重新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过去编《读书》杂志,曾经在离开《读书》之前,出过一组文集,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重构我们世界图景”,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一个新的生命的召唤,因为如果你没有新的图景,无论是思想、创作什么也不可能有。刚才鲁明军先生说,很多人的作品缺少独特性,他说的是差异,我更喜欢说的是独特性,因为那个独特性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好,不止是跟别人的差别,而且是有非常创造力地带动一个时代变迁的那种力量,但是它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这个青年的问题,首先来源于对于一个“时代意识”的问题。陈独秀1915年创刊《青年杂志》的时候写了《敬告青年》,然后到了第二年1916年年初第一期创办《新青年》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也是很出名的文章,我把这题目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文章叫《一九一六年》,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时期,为什么它叫《一九一六年》?他是这么说的,一个是他说,我们现在的人是二十世纪的人,我们不再是过去的人,现在是创造20世纪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所以他下面有一段很有意思,我把它念一下,他这段话是:“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所以他说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五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他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有趣,他的意思是说到了1916年这个年头,对我们来说应该有一个自觉,一旦有了这个自觉以后,在1916年,也就是1915年以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了,今天的人听这个话会觉得他过分的绝对,现在人大概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尤其过去20多年,在批评反思五四的时候,也都会说这是一个进化论的思想,因为都是新的越新越好,但在我看确实,他们都有进化论的思想,对新的崇拜。

   但是这段话里面不完全是进化论,这段话里面是一个决断,是一个主观的决断。就是说,我到今天为止我要跟过去断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到了这个时刻,新的政治开始了,我不能再走旧的政治的道路,所以新青年的意思,对他来讲是开创一个具有新的政治的时代的意思,这个“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新”,而是指新的政治。我记得我们这个系列对话里面还有一个讲历史是吧?陈独秀将1916年赋予独特的意义,与过去断开,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叙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

   汪晖:“这是一个趋向保守的时代,表现在挖掘传统,但是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

   今天这个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趋向于保守的时代,看起来也趋新,但是它比较保守,保守表现在他去挖掘传统,但是在挖掘传统的时候,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这里头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讨论青年、讨论青春、讨论新的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界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

   我觉得在这点上,要有一个区分,什么样的区分呢?一个区分是说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新,不是简单的说拒绝传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就是说我从此开始要跟过去许多的惯例,跟现在仍然控制着我们的这些历史的因袭,要有一刀两断的决断,也只有在这个决断之上,你才能够对历史、对传统进行创造,所以新政治的产生,不是产生于延续旧的,恰恰相反,是要跟它有一个断裂和拒绝的意识,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文艺复兴时的去追溯希腊,找那个旧传统,才会是创造性的根源。

   这两点我觉得要区分开来,一种区分是说它并不是说像过去说的反传统拒绝传统,不是那么简单,就像文艺复兴一样,他是要回到传统的,但这个“回到”是以历史的断裂为前提的,而不是一般地说延续这个历史的脉络往前的。比如说唐代晚期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他说“文起八代之衰”,什么意思?他实际上是意识到文脉到他这早就断掉了,我要去追那个东西,是以断裂作为前提的,先认识到断裂,而且意识到这个情景,然后才认识到我必须重新去找这个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时代新的政治发生的时候,想要从一般性的延续当中找到这个新是不可能的,一代人产生出来的时候,就得要有这个决断,但这个决断背后对待传统,对待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各自有不同的态度,在里面寻找不同的创新的契机,那是另外一个意义。这就是所谓自主的意思,自主就是从这开始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汪晖:“在艺术领域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寻找差异的努力,看上去在寻找差异,结果寻找差不多,为什么那么多双年展看上去差不多呢?每一个都追新逐异,可每个都差不多,为什么每一个追新逐异每个都差不多呢?这背后控制差异的逻辑,也不过就是商品的逻辑而已,就是他一样的在背后的控制之下在寻找,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看起来都是青春的,其实早已经是白头了,早已经是一个衰相。

   青年的问题再度浮现的过程,等于是要我们重新去提供,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一个重新认识,有一个新的决断,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再说一篇我也很喜欢的文章,就是李大钊写的这篇《青春》。青春是什么?青年这个意思好像是指年轻人,但青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能量,所以一个人可以活到很老,可是身上有活力,也就是青春永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是他已经老了,他没有创造力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青春只是指青年的意思,青春包含了对生命活力的一个理解。

所以李大钊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历史上不断的要有青年就有白首,这个总是在变化当中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青春,所以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人们创造过程的产物,青春它既是自然,但同时它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可以从内发出来找到它,使得这个青春能够永驻。所以他说这个“致我为青春之我”,要让我变成青春的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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