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良:包公“司法之神”形象的形成动因与观念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4-08-27 23:27:46

进入专题: 包公   司法之神   司法公正   司法职业化  

陈景良  

  
内容提要: 包公作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其形象是通过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层累叠加,通过笔记、话本、杂剧、小说等载体糅合铸就,由老百姓在生活中自发形成。除了传统清官情结和包公个人人格魅力之外,传统司法文化对人格道德力量的褒许,赵宋以降中国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赵宋鉴于司法弊政而进行的司法改革,以及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司法职业化趋向,是包公之所以成神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包公作为“司法之神”,其形象所蕴含的传统司法公正观念就是清官、清明和青天观念,就是在司法活动中清正廉洁,明法致公,为民请命。包公作为司法公正的象征,其形象是通过与权力、金钱、亲情的反复博弈逐渐丰满起来的,这三者也是导致传统司法不公的最主要因素。认识包公故事中的百姓心声和包公成神的内在动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包公;司法之神;司法公正;宋代司法传统;司法职业化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形象特别突出,性格特别鲜明的人物,他们往往在历史叙事中被赋予强烈的符号学意义。胡适先生较早地注意到这类历史人物和叙事现象,将之命名为“箭垛式的人物”。[1]这类“箭垛式”人物中,包公包龙图以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不惧权贵、为民伸冤的性格和形象,在宋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司法公正观念的寄托和象征,更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地位崇高的“司法之神”。[2]今天我们研讨千年法律传统中的司法文化与当代司法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包公包龙图的流风余韵仿佛透过历史的尘埃扑面而来,呼唤着我们认真对待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司法文明现象。[3]

   关于包公(包拯)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及其传播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清官司法、清官情结、青天信仰及其评价,已经有很多学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4]尤其是徐忠明教授,全面分析了历史、自我和文学三个维度的包公叙事,深入探讨了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以及司法运作实践。[5]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揭示包公在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其次阐明包公“司法之神”形象之所以形成的内外动因,最后分析包公作为“司法之神”寄寓了中国百姓怎样的司法公正观念以及导致传统司法不公的主要社会因素。本文试图强调,包公之所以成为“司法之神”,除了以往学者笼而统之地指出的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和包公个人的人格魅力之外,更重要的动因在于,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对人格道德力量的推崇,赵宋以降中国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赵宋鉴于司法弊政而进行的司法改革,以及赵宋以降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孕育出的司法职业化趋向。认识包公故事中蕴含的传统司法公正观念,并从中透视赵宋以降的司法职业化趋向,无疑有助于把握传统司法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与阶段性变革。

    

   一、形象:从清官包拯到“司法之神”

   包公(包拯,公元999-106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物。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已经死去,他的生平事迹和胸襟抱负也已经凝固,但是作为“活的叙事”的包公故事却流传了近千年,包公戏、包公案也搬演、传说了七八百年。从清官包拯到“司法之神”包公,人物形象得到如此的升华和聚焦,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依靠了怎样的传播途径,又是谁真正塑造了包公的“司法之神”形象,这是需要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

   从时间历程来看,包公的“司法之神”形象是在包公生前和死后,以真实的包拯断案事迹和法律思想为基础,在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层垒叠加而得以“神化”的。真实的包拯办理的有据可考的司法案件不过“盗割牛舌案”等寥寥十件。[6]就其履历而言,他也只是在仕途早期短暂担任州县亲民官,之后多累迁于中枢各衙;观其奏议谏稿,他的精力和志业也更多地放在理财、治边、选官、议储等治国理政的重大议题之上,而较少思考具体的司法断案问题。[7]所以,真实的包拯至少主要不是“司法官”,更远非“司法之神”。但是在包拯死后,文人墨客和平民百姓便以这些记载为基础,进行添枝加叶和话语构建,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包拯的司法活动和司法形象。就层垒叠加的阶段而言,宋金时期是包公形象塑造的萌芽期,蒙元时期是包公形象塑造的成熟期,明清时期是包公形象塑造的拓展期。[8]就层垒叠加的内容而言,千年包公叙事较之真实包拯史事,其对包公形象的塑造或曰添附主要有以下表现:为包公的形象与经历增加了神秘化的元素,如文曲星下凡的传说,幼年被遗弃的遭遇,与狐狸交友的经历,为鬼魂申冤的活动,以及黑面孔、月牙印的外貌,梦游床、阴阳镜等宝物,日审阳,夜断阴的职权等,使包公的司法形象脸谱化和司法活动权威化;把包公的活动集中于司法断案,并且增强了专业性和细节性的描述,如包公亲自或者委派属下进行现场勘验、讯问证人、刑讯人犯等,还经常出现包公乔装打扮、明察暗访、查明真相的桥段,强调了包公对司法技艺的运用;尤其虚构了包公与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如包公由嫂娘养育成人却铡了贪赃枉法的侄儿包勉,包公与宋仁宗君臣相得却屡屡忤逆龙鳞犯颜直谏,包公为秦香莲申冤不惜得罪整个官场怒斩陈世美等,使得整个包公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具戏剧效果和感染力。

   从形成途径来看,包公形象虽然被神秘化、神圣化,但神化的途径却是世俗化和多样化的。赵宋一朝商品经济勃兴,工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在此经济基础上,以瓦舍勾栏、说唱演艺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开始出现,笔记、话本、杂剧等广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和载体也逐渐成熟,这为包公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媒介和途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包公的神化主要是通过戏剧的传播而完成的。“包公戏”以其栩栩如生的造型,通俗易懂的唱词,贴近百姓的演出场所,充分传播和极大升华了包公的司法形象。有了戏文里的包公,正史里的包拯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包公是唱戏的“唱”出来的。“包公戏”之外,刊载戏文的话本,根据戏剧改编的说书表演,系统整理“包公戏”而成的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共同塑造了包公的神圣形象,同时也成为后人进一步塑造的素材。具体而言,首先是宋金士人在笔记中补充和描述了包拯断案细节,凸显了包公的断案智慧和司法形象。尤其是金人元好问关于包公执法阴司记载,一举沟通了从凡人包拯到“司法之神”包公之间的观念鸿沟,极大地启发了后人关于包公故事的想象力。[9]宋金话本中也开始出现包公断案的故事,成为元明清以降传唱近千年的包公戏的基本源头。蒙元时期包公戏被更加频繁而广泛地搬演,占到了现存元杂剧剧目的十分之一强,包公的“司法之神”形象也日渐丰满。[10]迨至明朝,随着说唱文化的繁荣和雕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包公断案为主要情节和卖点的公案小说开始大行其道,此前成百上千的、分散传播的包公故事,被说书艺人整合成章回体的《龙图公案》、《百家公案》等长篇巨制,包公“司法之神”形象达致巅峰。清朝时期包公戏继续传唱,并在各地方剧种和京剧中成为经典保留曲目。此时的包公叙事又有了新的变化,公案与侠义并举,形成了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作为“司法之神”的包公也成了民间侠客的精神领袖和报国寄托。

   从塑造力量来看,包公的神像不是官方权威立起来的,而是老百姓在民间生活中共同塑造的,所以其生命力历数百年而不衰,并且将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在《宋史》本传中,包拯就有“岁满不持一砚归”官声,又有“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的威名,更有“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口碑。宋人吴奎为包拯所撰《墓志铭》中亦有“(拯)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的记载。可见,包拯早在生前就已名满天下。包拯死后朝廷赐谥“孝肃”,追赠“礼部尚书”,但并未能够就此盖棺定论。文人墨客的笔记和话本中开始追忆包拯的事迹,而瓦舍勾栏中的市井百姓则进一步地对包公的司法形象加以发挥,以满足世俗化的消费需求。包公故事在元代的高强度传播,反映了蒙元统治下汉族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认同,包公杂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广大汉族百姓的共同文化记忆。[11]明清包公故事中,包公在侠客的辅佐下惩治贪官污吏,洗刷小民冤屈的形象则再度迎合了文学商品化背景下市民的娱乐需要。就职业而言,包公形象的传播主体有书坊主人、职业作家、书会成员、戏文弟子、藏书刻书家、民间说书艺人等。在这一塑造与被塑造过程中,青衣戏子,说书先生,落魄文人,印书商人,和那些终日碌碌不得安歇的最广大的底层民众一道,既做导演,又做观众,唱响了一台流传近千年的“包公大戏”。历史上的清官包拯死了,“司法之神”包公却在千百万人的心中活了近千年,并将继续永垂不朽。通过愚民政策制造的各种“活神”终会死去,死后成神的包公形象却永不倒塌。

    

   二、动因:包公何以成为“司法之神”

   明人张岫曾经设问:“宋之名臣彬彬其盛,何独公之名愈久而愈彰?”[12]对此已有学者做出过很多回答,但主要集中于笼而统之地强调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和包公个人的人格魅力。对此笔者并不否认,同时想着重从传统司法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和阶段性演变的视角指出,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或者换而言之,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之所以是包公,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动因。

   首先,传统司法文化对人格道德力量的推崇是包公之所以成神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历来主张贤人政治、为政在人。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孟子鼓吹“惟仁者宜在高位”。[14]皆此之类也。这种对政治伦理的道德高标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就是要求司法官员具有忠恕、哀矜、贤良等优良品德,整个司法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而在于教化人民。这也就是《尚书》所谓的“以德袛教”、“惟良折狱”、“哀矜折狱”、“告尔祥刑”,“庶狱庶慎”、“列用中罚”,“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等原则的要求。这样一套伦理化的司法理念不仅贯彻在先秦司法实践中,也在秦汉以后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赵宋士大夫阶层广泛参与司法活动的背景下,得到朝野上下的高度推崇和普遍认同,也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关于司法伦理的基本想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回头审视历史叙事中包拯的诸多品质和事迹,如竭力事亲,孝闻乡里的孝道,公而忘私,尽瘁国事的忠道,举止中正,待人诚恳的品性,守法持正,清正廉洁的官声,劲正严毅,峭直刚毅的性格,处理公务,剖析明白的能力等,当会发现包公是一个“孝亲忠君,忧国爱民,刚正不阿,清廉无私”的模范官吏。而在其少有的司法活动记载中也集中体现了包拯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精明睿智和亲民爱民的形象,这无疑符合传统司法伦理的期待和要求。在集中表现包公司法断案活动的“包公戏”和公案小说中,也着力刻画了包公这些方面的人格道德力量。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抽离掉包公文学叙事中添附的神秘色彩与符号,其性格与事迹要点与前述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基本一致。[15]但是,以往学者的研究多从个人的角度分析、总结和赞美包公的人格特征与魅力。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包公的这些人格道德力量一直内在地暗合于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并且深深地镶嵌于传统文化的意义网络之中。所以,包公才能在千年叙事中常变常新又不离其宗,始终受到百姓的推崇与尊敬。

   其次,赵宋以降中国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是包公之所以成神的精神动力。

以往有研究者将老百姓对于司法公正的期待单纯地解释为青天崇拜、青天信仰,甚至将这种心理归结为司法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障碍。笔者不赞同这种简单处理,事实上,司法公正是古今中西人民的共同期待,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国家垄断解纷权之后,人民对于国家司法必然而正当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巨大转型之后,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显得尤为迫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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