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台谏的异化
台谏，是台官与谏官的合称。宋代以前，台、谏属于两个系列，履行不同的职责。唐时，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督宰相及百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职责是专门讽谏皇帝，纠绳皇帝的过失。
宋初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纠弹。”（见《宋会要·职官》）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监察机构谏院，将原本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谏官不再是宰相下属，宰相无权任用谏官，所有台官谏官均由皇帝任命，于是，台官谏官成为“天子耳目之臣，宰执不当荐举，当出亲擢，立为定制”。
从法理上说，“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设立谏官的初衷，本来是纠绳皇帝，而非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宋朝设立谏院，谏官脱离门下省，反过来监督宰相及百官，而撇开皇帝不管，使之成为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威。这个改变，无疑是谏官职能的异化。有鉴于改制后台官、谏官职能重叠，到了北宋中期，台谏基本合一。
相对唐代而言，宋代谏官主要是弹奏大臣，而非规谏君主。不过，既然台谏合一，那么弹奏大臣也是应尽的职责，再说权力理应受到监督与制约。问题在于，宋代台谏在履职过程中并未恪守公正与理性，以致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对于宋代政治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具体来说，台谏的异化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论奏弹劾主要对人而非对事，且偏好人身攻击。诚然，人与事很难截然分开。但台谏在论奏的时候，倾向于对某个大臣进行攻击，将自身置于道德制高点，竭力诋毁他人，不惜人身攻击。仁宗、英宗在位四十五年间，因台谏弹劾而免职的宰执人数、人次之多，非常惊人。台湾学者梁天锡曾对仁宗朝被台谏弹劾罢免的宰执大臣做过统计，居然有十五人；国内学者罗家祥综合考证，这个数目竟多达二十三人。英宗治平年间，就英宗生父濮王的称号发生“濮议之争”，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并建设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当时，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弹奏欧阳修：“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朝廷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把韩琦、欧阳修等比作豺狼，视为奸佞，这无疑是人身攻击，危言耸听，刻意激化矛盾。神宗熙宁年间，时任御史中丞的吕诲又故伎重演，频频攻击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
第二，论奏弹劾倾向于罗织罪名，而疏于明辨事理。论奏弹劾是台谏的职责，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然而，台谏在行使这一职权时，不太注重调查研究与确凿证据，往往凭“风闻言事”，或小题大作，甚至上纲上线，刻意罗织罪名。英宗治平四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陶查阅《皇祐编敕》得知宰臣入殿押班故事，仗着与神宗的特殊关系（神宗为颖王时即供职于身边），弹奏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谓琦跋扈，引霍光、梁冀为喻”（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五》）。其实，宰相于文德殿押班，仅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出现，“行之不久，渐复隳废”，至英宗治平四年，此制已然废止五十余年。王陶竟然借题发挥攻击宰相，欲陷韩琦以灭族之罪。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王陶仍“连奏不已”；参知政事吴逵、赵概等为韩琦申辩，于是引起一场执政大臣与台谏的激烈斗争。进入仁宗时期，北宋已经显现“纲纪日坏，下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欧阳修语）的颓势。为了富国强兵，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大刀阔斧变法，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一开始，就招致保守大臣、台谏官两股势力围攻，吕诲以“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情坏法”、“背公死党”、“专威害政”、“陵轹同列”、“朋奸附下”、“商榷财利”等十事弹劾王安石。十事当中，只有“商榷财利”基本属实，变法宗旨在于提升国力，自然要理财重利；其余九事，都过于牵强附会，意在诋毁王安石的私德。诚然，部分新法在施行后产生了一些弊端。台谏若能客观地指出利害得失，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建设性意见，王安石也未必不接受。
第三，论奏弹劾往往采取联合行动，对目标进行围攻。若要弹劾某个执政大臣，台谏官往往采取一致的行动，联名上奏，群起而攻之，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稍不如意，则“家居待罪”，以辞职相要挟。如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就遭到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围攻；范仲淹、王安石进行改革，屡屡遭到一些台谏官的合力攻击与非议。这种论奏方式，并不是以理服人的论争，而是党同伐异的斗争。
由于台谏职能与行为的异化，致使台谏势力病态发展，给宰执大臣以极大的掣肘。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倒不会招致非议；若要有所作为，推行新政或新法，就会引起争议与攻击。对于这个问题，苏辙曾于哲宗元祐元年上书指出：“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这种政治环境，终究造就一大批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政客，“三旨宰相”王珪即为其典型。“（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见《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八》）宰相如此碌碌无为，国势岂不日益衰微？！
当然，也有一些执政大臣富有进取心，力争扭转颓势，励精图治。但是，他们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面对并处理与台谏的关系。以“同道为朋”的范仲淹等人，只有在欧阳修、王素、蔡襄、余靖等台谏支持下，才得以与吕夷简、章得象、夏竦等保守派斗争；王安石也只能通过对神宗施加影响，更换一些台谏官员，才能推行其新法。但是，吴申、钱公辅、滕甫、吕诲、刘琦等台谏先后被罢免，却无异于捅了马蜂窝，招致这些官员及保守势力更为猛烈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仁宗、神宗最终迫于保持派、台谏的压力以及自私的种种顾虑，不得不放弃支持改革派，庆历新政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只能以失败告终。赵宋王朝终究无法自我更新，只能在积贫积弱的泥潭越陷越深，最终难逃被异族外邦灭亡的厄运。
台谏势力在北宋病态发展，并且深深介入“朋党之争”，人为制造诸多矛盾与内耗，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能。幸好宋太祖立下过“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加上宋代皇帝较为宽厚，否则，宋代的政治斗争会极为血腥，许多大臣会因台谏指控而惨遭杀身。钱穆先生在谈到宋代“谏垣”时指出：“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点。”“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了，太无聊了，社会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从北宋到南宋，台谏一直处于异化状态，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南宋时期，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专横跋扈，台谏不仅未能或很少仗义执言，反而沦为权臣用以排斥异己或打击政敌的工具。
宋代台谏之所以出现异化，固然有其深层次原因。在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中，有一个让大臣相互牵制的法宝，就是“异论相搅”。真宗任用寇准时，有人提出疑问，真宗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见《长编》卷213）“异论相搅”的用意，即是君主有意让意见相左、互不相容、甚至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以免某个大臣或某派势力过大而危及君主的绝对权威。谏官本应针对皇帝而谏，其职能异化之后，也是为了牵制大臣。自仁宗开始，最高统治者往往默许或怂恿台谏随意弹奏大臣，“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即便被免职，很快又被起用。君主最看重台谏的忠诚与鲠直，所以台谏只要对君主表现出忠诚或做出鲠直姿态，就会有恃无恐，无所顾忌地弹劾执政大臣。这一点，无疑是导致台谏异化的第一主因。
在宋代，台谏官阶虽然不高，但拥有很大话语权。台谏即为言官，发表言论是他们的职责，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发言权，不发言才是不尽职。即便说错了，也不追究责任。谏官有时也会因不当言论免职，其声望反而提升，赢得直言敢讲的美名。宋代“重文轻武”，身为文人的谏官崇尚名节。司马光认为，谏官应以三事为要，即“轻富贵、重名节、知治体”。但是，台谏大都看重名节，而忽视“论事必务大体”；为了名节（或沽名钓誉），他们往往为发言而发言，有理无理倒不要紧，关键在于直言与忠君，以至于不靠谱、不着调、不负责的空论盛行。这种重名而不务实的文化心理，也是导致台谏异化的一大原因。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讲究“中庸之道”，但在政治运作上并不擅长“折衷”，往往陷入“非此即彼、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发难的一方，偏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以偏激的非理性的语言攻击对方，甚至不惜罗织罪名，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在古希腊、古罗马，政治运作主要表现为各种势力的博弈，各方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在论争中寻求共识，在争斗中达成妥协，在制衡中进行合作。古代中国缺乏这种政治文化，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与“党同伐异”的行为方式，无疑是导致台谏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台谏在履职过程中，很难客观公正地就事论事，一旦出现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他们会竭力为某一方站台，进行不可调和的争斗。
宋代台谏制度，虽然随着赵宋王朝灭亡而终结，但它在运行中出现过严重的异化现象，仍然值得后人深刻地反思。一项制度能否发挥好的作用，并非取决于好的初衷，而关键取决于良好的初始设计、运行机制和文化背景，只有合理的设计与健康的运行，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原载2014年第8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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