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在于选择和开拓了“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包括三大基本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生产要素和知识、科技、教育、信息、文化、制度等要素；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安居乐业社会。这就是邓小平心目中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1]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正是由于邓小平的睿智与决断，中国在1976—1978年的两年间徘徊之后，从继续走“文革”时代的“老路”，根本转向走上改革开放的新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过程中，成功抵制滑向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对此邓小平等人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政治抉择，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与美国超级大国相比，中国正在加速全面赶超美国，成为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邓小平。
毛泽东之后：是老路还是新路
1976年10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2]由此中国结束了自1957年以来长达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条主义时代，进入 “天下大治”时代，但是直到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3]
1976－1978年期间中国正处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及选择是什么？占世界总人口1/5的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这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必须予以回答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的惯性，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是一个政治徘徊的时期。拥有9亿多人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老路”、“邪路”和“新路”的选择。邓小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在1976-1978年阶段的道路之争主要是“老路”与“新路”之争，邓小平的重点是反“左”，即避免继续走毛泽东晚年的封闭僵化社会主义道路，确立新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老路，就是“照过去方针办”，[4]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和毛泽东的幕后人汪东兴。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路线与邓小平为代表的路线之间的斗争，其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封闭僵化社会主义路线（老路），还是开辟改革开放的新社会主义路线（新路）。它既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徘徊期，也是为改革作政治准备期。实际上当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本身就意味着“老路”的彻底失败，也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拓新路提供政治前提条件。
正是邓小平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转败（指“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胜（指改革的胜利），且节节取胜。在1978年11－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等党内主流力量开始清算和改变了华国锋极少数所坚持的“老路”，第一次以制度化的规则和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正确路线领导人替代了错误路线领导人，也实现了中国从政治徘徊期向改革开放时代历史转折。
邓小平时代的“正路”与“邪路”的较量
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同时，在西方主导下进入第三次民主化、自由化浪潮阶段。[5]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物，还是西方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的“胡萝卜”，对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们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前者不断寻找西方民主“代理人”，后者也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理论和思潮，构成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在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在当党内外抬头，对中国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对中国社会公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模仿性。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道路之争就突出表现为 “正路”与“邪路”的较量。
所谓“邪路”，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走“西方道路”。其依据和论调包括：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转而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发生多次重大失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主张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转而实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度，如联邦制、两党制、多党制、议会制等；由于毛泽东晚年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主张放弃毛泽东思想，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由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下去了，转而主张走西方全面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诚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6]只有极少数知识精英持有这一主张，既得到个别领导人、极少数党内人士同情，自封为“改革派”，也得到欧美等国媒体的公开支持，被视为所谓中国的“民主派”、“自由派”。
对此，邓小平十分鲜明地公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指出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美国国务卿）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所谓的“自由世界”，并把这作为他们的一项基本国策。[7]凭借他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经验，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8]他公开拒绝了极少数人走资本主义“邪路”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了强硬态度和举措，保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针对党内自由化倾向，邓小平专门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9]不久就爆发了“八六学潮”。
1986年12月30日，他在与胡耀邦等谈话时谈到：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他认为，中国要搬西方那一套，非乱不可。他明确提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10]
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谈到，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他承认，我们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指胡耀邦、赵紫阳）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鉴于“八九风波”事件，也鉴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跨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跨起来容易，建设就难了。他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11]可以说这既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又是防止犯下颠覆性政治错误的底线。
应当说，邓小平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总会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候，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保证中国不入歧途，成功避免了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的悲惨结局。
与先后出现的“老路”、“邪路”选项相对，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并始终不渝坚持的“中国之路”是一条“新路”、“正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首次公开提出“中国之路”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中国之路”选择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渐进方式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总结，也是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思想。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3]它既不是按照他国已经成功或表面成功的发展模式（不管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还是美国政治民主模式）照搬照抄，而是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学习、边探索、边调整、边创新。[14]
对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言，邓小平所选择的“中国之路”是最适宜的，也是最稳妥的。[15]历史也证明，这一历史选择是正确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邓小平是在什么基础上开拓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呢？又是怎样怎样开拓这条独特的道路呢？
邓小平重建执政党和现代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
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这些重大的制度安排主要反映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正式制度以及具体实践上。它们成为治党、治国的根本大法，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大纲。
邓小平实施了以执政党和现代国家制度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的制度重建具有互补性，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更多地继承50年代的党章和宪法的历史经验，而不是采用西方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模式；更多针对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弊端进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来”；更多基于内部政治共识，而不是人为地扩大政治分歧。它具有国情的适应性、实践的可行性、调整的灵活性，避免了政治体制陷入“历史真空”之中。它们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但却是最适宜的模式，他们不是激进主义而是渐进主义式的改革，既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变革，也保证了中国政治稳定。
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是“中国之路”的奠基者。一是毛泽东的制度创新。他早就提出要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的设想。这包括1954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中国共产党章程》等一整套执政党和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成为后来邓小平等人所继承的制度财富，在此基础上务实地针对体制弊端进行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是毛泽东留下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本。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指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成员和书记处成员）[16]，在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清洗和党内斗争淘汰、自然死亡之后，仅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四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还有彭真、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等政治领导人的复出。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产。他们相继重新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包括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军委），构成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中国的改革也可能会被拖延下来，即使已经开始或发动，也可能会中断或夭折，还可能步入歧途或邪路。[17]他们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确不负人民重望，不负历史使命，与邓小平一起共同发动了中国改革，共同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18]
当苏联解体时，1991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说：“四十多年来，美国领导西方同共产主义及其对我们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这种对抗现在已经结束”，“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这是我们（美国）的价值观念道义力量的胜利。”[19]一言以蔽之，苏联的解体就是美国的胜利，东方的失败就是西方的胜利。当时西方有些人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下一个就是中国了，但是他们还是错误估计了国际形势，错误估计了中国走向。
中国就是一个例外。我们既要感谢邓小平，还要感谢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大背景下，中国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同邓小平所言：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
20多年后，连老布什也没有想到，世界已经在加速终结“一超独霸”的美国时代，中国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面赶超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不过她是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21]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还是要从毛泽东、邓小平说起，这是由于他们中国之路的奠基者、开拓者，奠定的制度基础，开拓的崭新道路。后来者就会一棒接着一棒地传递下来，沿着中国之路走下来，从量变到部分质变，从部分质变再到质变。我们正在验证他们的预言。
（此文写于2014年8月22日，应观察者网之邀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而作，杨竺松协助整理。）
注：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人民日报》社论称，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铲除了乱党、乱军、乱国的祸根，从根本上创造了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条件。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2日。
[3]1981年党中央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给华国锋亲笔写了三条指示：“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197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5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亨廷顿认为，世界上大致历经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年－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民主化：1974－（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这一波民主化在80年代到拉丁美洲及东亚，又在1989年时达到高潮。东欧的民主抗争，间接促成了苏联的瓦解。
[6]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3-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435-436页，香港，大风出版社， 2006。
[8]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3-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194-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79-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邓小平讲，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十三大的两个特点》（1987年11月16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龚育之、杨春贵、石仲泉、周小文：《重读邓小平》，56-5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16]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共计31人。后来相继增选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陆定一、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7]邹至庄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领导能力。中国的事情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几个人（指领导人）的影响。邹至庄著：《中国经济转型》，中文版，60~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Gregory C. Chow, 2002,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siness & Economics.
[18]1982年7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省市区培训班讲，现在我们中央起主导、核心作用的，掌舵的，不是胡耀邦，你们不要有错觉。掌舵的是小平同志、叶帅、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这些老革命家，特别是小平同志。没有他们的健在，没有他们考虑大政方针，我们国家的事情难办。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45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9]新华社华盛顿1991年12月25日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Hu Angang.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pril 25, 2011)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