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回顾改革开放30年 邓小平作用是第一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5 次 更新时间:2014-08-25 00: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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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  

  
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

   凤凰历史:回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现在有人说胡耀邦的功劳最大,您怎么看?

   杜导正: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胡耀邦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当时只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赵紫阳那时候是四川省的第一书记,都是部长这一级的。当时保守力量很厉害,胡赵斗不过他们。所以胡耀邦赵紫阳是左膀右臂,头还是邓,这是中国的实际。

   现在有人过多地强调胡耀邦的作用,胡耀邦读书多,经历非常丰富,各种工作他都搞过,人非常正派,他是这几个人中读书最多的人,思想非常活跃。所以那时就看重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宪政,他在三人中冲在最前面,这是事实。赵是搞实际工作出身的,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么上来的。对于实际工作,胡干不过赵。但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当中,在历史上综合起来公平地看,邓应该摆在第一位。

    

   邓在政治上也想改革 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

   杜导正: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想探索。他留学法国,读书也是挺多的、接触面也比较广,他的一生整人被整,经历坎坷,一直比较求实胆大。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个很土的口号,实际上非常地了不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把生产搞得好,老百姓高兴,谁就好。

   他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1987年我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机要员把文件拿来给我看,看完后马上又拿走了。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在本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来中国请教邓,邓讲了三条:第一,我建议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我建议你们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只要老百姓生活好了,高兴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所以邓在政治上也是想改革的,他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学习美国和外国的好东西。邓的思想不是死的,他是活的。当然,邓是受马列主义影响很多,受毛的影响也很多的人物,他读书的范围不如胡耀邦广,思想不如胡耀邦活跃。但是一个人非常复杂,和山和水一样,不是直线的,都是起伏的,对人和对事不能看死,要看活。

   凤凰历史: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胡绩伟、王若水挨批,您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工作中会不会也感受到一些压力?

   杜导正:"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杜导正和胡绩伟、王若水不一样,历史证明胡绩伟和王若水是正确的,比我先进。我后来崇拜邓,也有盲目性。邓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见后,有很多内部讲话。我看到邓的讲话、文件,觉得搞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大概也就是对的,咱们就跟一段吧。所以在《光明日报》的时候,我和胡绩伟不一样,人家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见解走。

   杜导正不是,杜导正是跟着邓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杜导正不是最坚决跟的媒体的领导人,但也个跟着走的领导人。但是我接受教训,没有整人。我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时,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马沛文,是个很好的老同志。当时开编委扩大会,我就小范围地把他批评了一下,后来向他道歉了,请人家吃了一顿饭。

   在"清除精神污染"这个问题上,我不如胡绩伟和王若水,后来才觉悟过来。我当时也不是很坚决,我觉得是有点问题,但是有这么严重吗,要搞运动,这不行吧。

    

   泱泱大国 建国多年没有《新闻法》不行

   凤凰历史:1987年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您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您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杜导正: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建国这么多年,没有一部新闻法,行吗?觉得应该搞新闻法,像中共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胡启立,也认为可以搞。当时我准备起草的《新闻法》,基本框架虽然是中国应该走宪政民主法治的道路,但是我的意思很明确,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搞"八二宪法"下的、现阶段的新闻法。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法,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下,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未来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搞宪政的、比较完美的新闻法。

   我们那个《新闻法》,如果通过,也是对国家进步很有好处,后来不搞了。不搞《新闻法》了,1988年中宣部和我们后经中央批准,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报纸上开展批评报道的14条意见》,这个文件也好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起草的,主要是说,报纸批评你,只要事实对头,不需要经过你和你的上级部门审查就可以发表,可以放开,我们先搞这个。我前几年发表文章,说把它恢复起来也好啊。

   邓的白猫黑猫论厉害极了,他不仅想搞经济体制改革,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他是动摇的,受左派影响很大,但他不是绝对反对。

    

   改革要实事求是地做 争论主义没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为什么他在1986年提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又马上转过来说要反自由化?

   杜导正: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派别,情况非常之复杂。我觉得邓小平总的思想,概括起来说,他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从人类的历史上说,意义不是太大。我到西方走了那么多国家,人家不大谈什么主义、口号、理想。胡适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对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叫做现实主义,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拿来主义",把好的东西都拿来,美国有好的东西可以拿来;苏联也不都是坏的,有好的就拿来;古代好的东西拿来;蒋介石好的东西也拿来,拿来,便是我的东西。未来的核心,看来还是八个字:宪政民主,或者说是民主法治,另外就是市场经济。人类摸索了几千年,大体上西方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实实在在、科学地说比较成功。

   但是西方的问题很多,他也在前进,也会继续流血、罢工、游行。但是西方这条路,是仁人志士付出了很多代价、心血、知识、斗争的结果。美国的民主一开始也不是这样,黑人、妇女也没有民主,是靠罢工、游行、暴力行动,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台湾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南韩也是这样。当然中国国情还是不同,首先中国是大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

   我搞了一辈子马列主义,我觉得不要太看重什么主义。咱们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做,怎么能让社会公平自由,人民生活富裕,就建成什么样的社会。至于理想社会,这恐怕是人类未来多少年奋斗的目标。所以天天争论主义,争论姓社姓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在反自由化过程中,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您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杜导正:"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提法,看你怎么解读,我是按照邓胡赵的思路解读。

   第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很多好的东西,《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图书馆写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确实有很多矛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还是个好学说,里面确有好些好东西可以继承。所以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指导思想。但指导思想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

   第二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好几百种,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非洲有很多国家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就看你是怎么解释社会主义。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生活上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社会至上的中国社会主义。

   第三条,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在目前阶段,不是共产党一家不愿意放弃党的领导,其实有中国的现实问题。13亿8千万人口,56个民族,共产党一旦失去控制,会搞个稀巴烂,比文化大革命还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毛泽东,还有军队,所以还得准备条件。我觉得,目前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只是政治思想上领导,你是执政党,但并不代表法律,你不能自己发布命令、法律,那不行。

   第四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用我们的解释,就是按照法律专政。

    

   胡乔木和邓力群是党内马列书籍读得最多的人

   凤凰历史:80年代有些中央高层的老同志,比如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批评过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您能不能为我们谈谈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杜导正:我觉得这也要采取一种平和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不要情绪化。我了解,胡乔木和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内,读书,特别是读马列的书最多的人,他们是两个有学问的人。胡乔木是个笔杆子,文字确实很漂亮。而且他们都是老同志,在历史上有功劳,起过好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也讲过一些好话,庐山会议前期,他也同情彭德怀,还有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文章是他写的,也有他的功劳。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毛病主要是教条主义,把马恩列斯的理论神圣化、僵直化了,这有信仰上的问题。像广东的王匡最有意思,他当过新华华南分社社长,后来在中南局机关报,我是总编辑,他是中南局宣传部长,我们关系挺要好的。文化大革命后,他很左,有次我去广东拜访他,有个问题发生争论,他马上说,老杜你坐着。他到旁边书架上找来一本书,说你看马克思这段话怎么讲。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个人也是这样,是教条主义者。

    

   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凤凰历史:习近平80年代初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时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您是五名顾问之一。能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作为顾问所提的建议吗?

   杜导正:顾问小组是五个人,里面确实有我一个,但是我没有开过一次会。我估计这是他父亲给他提的建议,因为习仲勋跟我关系很好。习仲勋啊,欣赏杜导正。后来习仲勋去了深圳休养,我过去在广东待了20多年,我的孩子们在广东,所以我每过一两年就回次广东。我跟广东原来的第一书记林若,我的老朋友,每次一定要看他。总的说,我觉得咱们大家都来做促进派,促进习近平向好的方面走,不要造反,不要旁敲侧击,建设性地、正面地帮他往前走,对国家好。

   他父亲习仲勋我接触比较多,习近平写文章纪念了他父亲两个功劳,一是在陕西南部带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成立红军,二是建立深圳特区。我说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全面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粉碎"四人帮"以后,习仲勋从牢里出来去了广东当第一书记。这个老头很优秀,苏区时期就不"左",比较实事求是,解放后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人,但是又有见解,敢说真话,待人非常宽厚,是个好老头。

   凤凰历史:习仲勋当时怎么帮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杜导正:当时共产党有个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运作机构,实际权力很大。胡耀邦是总书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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