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董春岭:邓小平奠定了30年中美关系良好格局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与思考之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4-08-22 22: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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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董春岭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绘制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蓝图。而发展中美关系无疑是他所绘制的这幅宏伟蓝图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当时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也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中诸多的“第一次”:1978年,中美完成谈判,正式建交;1979年,他成为第一个访美的新中国领导人;从1978到1991年,他成功处理了中美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几次危机,保持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大部分继承了毛时代对美政策

   中国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美建交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关键,邓小平无疑是中美建交最重要的推动者。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都遭遇过挫折,也都曾进行过改革,但结果截然不同。邓小平改革开放与苏联赫鲁晓夫改革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中国的国内改革伴随着对外开放,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则是封闭环境下进行。

   赫鲁晓夫很自信,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提出了20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以及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任务,他的改革方案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为改革而改革,急于求成,没有制度创新,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很清楚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发展需要借用外力,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目标很明确,要发展市场经济,具体方式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使西方的一些新的思路与观念与本土传统的思想观念碰撞,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创新不断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砖石。

   在邓小平的政策体系中,相当多的是对改革前的拨乱反正,但在对美政策上,他大部分继承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策,没有根本变化,对美政策的延续性突出,维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开放政策的关键。

   在邓小平的理念体系中,中美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对外开放是国内改革的需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开放政策的需要,发展中美关系是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中之重”。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而1978年12月16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两天前,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它被视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重合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战略运筹的结果。它们共同作用,把中国从“现代化三部曲”中“求安全”的阶段带入到“求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中美建交的内生动力,中美建交与关系稳定已经开始超越战略安全范畴,成为事关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条件。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一方面,实现中美建交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把国家工作的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做准备。国家想要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没有发展经济的动力,上下都准备着“打了仗再建设”。

   同时,不同的外部环境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布局,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不仅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而且要将经济重心布置在山区、内地等安全地带,50、60年代中国的“三线建设”即是当时严峻的外部环境的直接反映。

   在中国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实现缓和,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的扩张和反华活动,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仍有安全层面的需要。邓小平相信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主要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安全考虑,中国的经济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正如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与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克的谈话时所言:“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建交后全球的反应正说明了该问题。

   傅高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分析道:“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携手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这一前景对中美两国的民众都很有吸引力,建交之后,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正面反应”。中美建交之后,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持续改善,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也日趋乐观,为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稳定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中美建交有助于实现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基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在经济上,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较小的邻国,要加速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并尽快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

   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的:“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关键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可以使中国更容易地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经历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亟需找到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路。通过1978年一系列密集的考察出访,中国的高层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即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

    

   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他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在中美建交之后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告诉美国朋友:“我们相信中美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另一方面在商讨中美建交谈判,而邓小平本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建交谈判问题上。对这次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长时间谈判,邓小平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各方面的工作,做出具体的指示。

   他在谈判过程中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策略。他提出了建交的日本模式(即与台断交、废约、撤军,但美可以保留商业和文化往来),在涉及三个原则的问题上,邓小平毫不妥协,态度强硬。

   在和万斯谈判时,由于其提出希望在台湾保留美国官方人员,邓小平坚决反对,义正言辞地予以驳斥,中国政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给美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强硬的信息,即美国不应从原有的立场倒退。

   此后的事实证明,卡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的决心已下,邓小平也积极尝试其他路径推动该进程,力求让白宫介入谈判,同时利用和美国媒体、国会领袖会面的机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

   他抓住美苏战略竞争态势变化的有利时机,积极回应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卡特愿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率代表团访华。在欢迎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发表了演讲重申了《上海公报》,指出公报反映了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美国不把同中国的关系看作策略上的权宜之计。

   第二天,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迅速接受了关于中美开启建交谈判的提议,并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文件。正常化和非正常化大不一样,在经济和其他领域都受影响”。

   他还巧妙地打经济牌向美国施压,加速谈判进程。在与布热津斯基晤谈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当时,虽然在美国亲台的游说集团很强大,而中国刚刚走出孤立状态,在华盛顿和国会还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游说集团,但邓小平本人的外交努力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弥补了这一缺陷,“邓小平充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使自己成为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

   由于中国经济上采取了这种柔中有刚的策略,美国在对中国的市场竞争中落后于欧洲、日本,众多美国大企业家将原因归咎于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他们事实上充当了中国的游说集团,形成了国内政治上的压力,推动了卡特政府加速与中国建交。

   在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卡住了,美国坚持不让步。最后邓小平提出:“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邓小平的坚决果断,谈判才得以完成,中美建交公报才最终签署。

   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之中最重大也是最艰难的决定之一,他并非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这个更重要的目标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中美关系解冻这么多年以来,两国建交过程一直障碍不断,国际战略态势瞬息万变,邓小平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实现了两国关系最重大的突破。

    

   正确处理对台售武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要贡献不仅是推动了中美建交,还通过访美,为中美关系确立了基本框架,即在政治和战略上保持独立性,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社会文化上加强交往,在国际问题上积极协调,既斗争又团结。这个基本框架使得中美关系在最困难的时期顺利的度过了难关。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顺利开展,赢得了宝贵了时间。

   邓小平主政期间,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尽管经历了里根上台后恢复与台湾关系和六四风波,但中美关系的框架总体上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利。其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保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分寸把握得很好。

   1981年1月,美国共和党著名的保守派里根上台,自其1971年访台之后,就一直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竞选总统时,里根就曾公开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希望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在台设立“联络处”。

这些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关注,一旦这些主张在里根上台后实施,将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关系,还会危害亚太地区和世界反霸统一战线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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