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8 次 更新时间:2005-07-25 0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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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艺 (进入专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新的理念,也是一项新的任务,是适应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很快取得了共识。同时,这也是贯彻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步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历史任务,而且是一项新的任务,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建设,现在加 进了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不久前,已经提出了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与经济建设等并列,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相辅相成,奋斗目标更加完整,目的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对前一阶段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过程中,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曾一度陷入把经济增长作为唯 一发展目标,由此造成社会发展滞后,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校正。

  

  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结构,好比一个人的骨架一样。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一般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互为表里,相互匹配。现代社会既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几十年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前一阶段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投入相对就少了。古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城乡体制、就业、社保等体制,有的改了一些,有的改革还没有破题,有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到位,所以现在的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还不相适应,还不合理,制约着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说:“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胡锦涛同志提出对社会结构发展调查研究,弄清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状况,以利于通过改革和调整,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状况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我们初步的研究。

  

  一、人口结构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2003年总人口为129227万人。这年出生1603万人,死亡827万人,出生率为12.4‰,死亡率为6.4‰,自然增长率为6.01‰,这些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国家 的水平。年龄65岁上的老人为9692万人,占总人口的7.5%。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是老龄化国家,中国在2000年就达到7%,进入了老龄化国家。一般说,经济发达国家,才成为老龄化国家,中国是未富先老。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重视人民健康等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当然也是我们20多年来成功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今后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等事业的任务艰巨。

  

  在2003年总人口中,16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为99889万人。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6年,劳动年龄人口为10.5亿人,2010年将达到10.8亿人,每年增加1541万人。2020年达11.4亿人,2035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12亿人。未来30年,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政策得当,那么我们能够尽享劳动年龄人口众多的人口红利,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很有利的。但是要使这十多亿人充分就业,都能各得其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就业压力将是今后长期要解决好的难题。

  

  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可以分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两部分。2003年我国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为23789万人,其中离退休5706万人,占24%;在校学生(16岁以上)4487 万人,占18.86%;操持家务者6868万人,占28.87%;丧失劳动者4660万人,占19.59%;其他人员为2068万人,占8.69%。

  

  2003年的经济活动人口为76100万人,其中就业人口为74432万人,失业人口为1668万人。在城镇就业人员为25639万人,占35.45%,在乡村就业48793万人,占65.55%,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573万人。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在16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7%,为4498万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1576万人增加了1.86倍,高中及中专程度的占14.4%,为13781万人,比1990年8988万人,增加0.53倍。这10年由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全国1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1年。

  

  农村16岁以上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不足1%,高中以上的占7.8%,小学以下的50%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6.8年。这对农村劳力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非常不利。

  

  二、就业结构

  

  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同步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律。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很不相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一产14.6%,二产52.2%,三产33.2%;当年全国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一产49.1%,二产21.6%,三产29.3%。从上述经济结构看,农业与非农业的产值结构为14.6:85.4,这表明工业化程度已经进入中期水平,但同期农业和非农业的就业结构是49.1:50.9,这还是工业化初期的水平。这种结构偏差源于城乡结构不合理,又是造成当前农民贫穷的结构性原因。

  

  前面说过,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有关部门测算,2007~2010年,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在1800万人以上,除去死亡、退休等因素,每年纯增劳动力在1000万人以上。在新增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都要到城镇二三产业中就业。加上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作用减弱,就业弹性系数下降(1980年代,年均就业弹性系数约为0.30,1990年代已下降到0.11),所以,今后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城市化社会中,失业不仅是失去了工作,而且也失去了收入和经济来源,即使有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也会下降。失业待业的人数多了,肯定对社会稳定不利,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就业又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有关部门已经提出来了“就业优先”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城乡结构

  

  中国现在已是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2004年城市化率只有41.8%(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影响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已经在阻挠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另外,在占总人口41.8%的城市人口中,约有1.3亿人是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和外地人口,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他们并没有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其中有1亿左右是农民工,他们干的是二三产业的劳动,但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还是农村的。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二等公民。有人说,现在城乡二元结构进到城里来了,地方政府对本城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外地人对农民工是另一种政策,一城两制,由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同处在一个城市社会中,城乡结构很不合理,而且城乡差距很大,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当今中国发生的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

  

  四、区域结构

  

  中国的地区差别本来就很大,发展很不平衡,自1990年代以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的速度加快了,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以东中西三部的上海,河南、贵州相比较:

  

  各地区人均GDP变化的比较 (单位:元)

  

  地区 1985年 1990年 1998年 2003年

  上海 3855 5818 28253 46718

  河南 580 1045 4713 7530

  贵州 420 794 2324 3601

  上海:贵州 9.18:1 7.33:1 12.06:1 12.97:1

  上海:河南 6.65:1 5.49:1 6:1 6.2:1

  河南:贵州 1.38:1 1.32:1 2.03:1 2.0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到1990年以来,上海和河南的差距从5.5倍扩大到6.2倍,和贵州的差距从7.3倍扩大到13倍。河南和贵州的差距也在扩大,从1.3倍扩大出口到2.1倍。地区之间如此大的差别,在国际上是少见的。2002年欧盟15国,24个地区之间最大的差距只有2.4倍。

  

  究其原因,除了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等历史原因外,近些年来,东中西部的差距之所以急剧扩大,实际上是城乡差距扩大的反映。上海主要是城区,而河南、贵州主要是农村,如以上海、郑州、贵阳相比,差距并不大。还有个原因是上海市场化程度高,而河南、贵州的市场化程度低。另外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重视。1990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形式,大量流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04年上海外来人口达到536万人,北京400多万人,江苏、浙江都有近1000千万人,广东最多,有1800万人以上。而河南流出的劳动力为500~600万人,四川约600万人,安徽400万人,江西300多万人,贵州流出的也超过3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青壮年劳力,也有一部分是有高学历的人才。他们创造的巨额财富都留在输入地了,使富者愈富,这也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地区差距还会扩大。

  

  五、社会阶层结构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形成了由不同的阶级、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就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实行国家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的改造,到1957年,全国实行生产资 料公有制,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对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理论,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论,但经济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组成相对简化了,则是事实)。1978年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我们课题组经过长期的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2001在全国7亿多就业人口中(下同)占2.1%。

  2、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约占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佣8人以上的企业主,约占1%。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是脑力劳动者,拥有文化资源优势,约占总就业人员的4.6%。在特大城市、大中城市,这个阶层的比重要高很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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