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迟晓蕾:“中国梦”对共同体价值的重塑及其政治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4-08-20 10: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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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迟晓蕾  

  

   内容摘要: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效地遏制、调整群体间日益严重的利益分化和相互对立,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改革进程迟滞、政治秩序失范、基本共识消解乃至基本价值认同弱化的风险,进而对中国这一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并成为当代中国必须应对的公共性难题。强调个人利益绝对优先,忽视共同体对个人和群体的根本性作用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梦”,既强调共同体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又认为它与个人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其落脚点,还重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共同体的共同愿景,重塑了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和基本价值。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具有提振民族信心、稳固发展共识、凝聚中国力量、激发改革动力的政治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梦”;共同体;价值;政治意义

  

   几千年来,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不仅是其成员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更是为内部成员提供道德支撑、塑造相近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认同的精神家园,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成为中国人的栖息之地,其前途和长远图景关乎全体成员的当下福祉和未来命运。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内部结构变迁,中国内部的利益格局日益分化和多元,人们日益在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主题上关注中国的未来趋向,并以各自的利益为依据对指导理论和国家现实的发展路向提出各自主张。

     自由主义视域的政治主张既无助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又给共同体的持续存在造成根本威胁,从而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风险。正是这种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挑战和相关解决方案中所蕴涵的风险,迫切地提出了维护共同体长久存在的任务。

     “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挑战与风险的回应。“中国梦”扬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优先的价值原则,在反思传统集体主义政治价值的基础上,首先确认了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国对于其内部成员利益实现的前提性作用,进而明确了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协作关系的展开。其次,“中国梦”还清晰地描绘了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奋斗目标,为共同价值的塑造和身份认同凝聚了相当丰厚的共识。从中国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走向复兴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中国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作用。

     一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内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化趋势日渐清晰,全局性和局部性的新挑战逐渐显现并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内部利益分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却对共同体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一方面,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那些在政治、经济或知识方面掌握丰富的优势资源的群体,因为握有议程设置、路径选择和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权,所以在改革发展的大多数条件下都能获得相对多的利益,这样的群体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数量众多但相对弱势的群体则在利益实现的范围和途径方面受到结构性限定,而获益相对有限。甚至在某些改革中,某些群体的利益还会受损和下降。持续性的利益收益差别促使共同体内部利益群体差别意识的形成并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①。由于共同体内部升降通道作为“利益”之一,日益为既得利益群体所掌控,因而使共同体成员的流动幅度下降,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身份固化和身份“代际传承”的“马太效应”趋势②。由于既得利益群体既无动力去释放自身利益以弥补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又不愿意建立一个协同妥协的机制,而现有的相对弱势群体还无一具有真正推动利益关系调整的总体性思路和利益博弈能力,加之各自的利益基础和群体认同更加固化,并且在绝大多数群体,甚至包括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在内的成员形成了普遍的“弱势感”的自我认知,于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相对弱势群体之间形成了基本的对立和矛盾。在利益持续分化的条件下,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使共同体成员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弱势感”③,这进一步加强了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并危及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因为利益对立而引起的矛盾和共同体成员较为普遍的“弱势感”成为引发中国当前诸多问题的基础性因素。

   但是,这种不对称的利益分化趋势难以持续。既得利益群体既利用普遍存在的“弱势感”和不满情绪阻碍改革的推动,又希望弱势群体继续安于既有的利益格局,这强化了弱势群体的不满和更为普遍的“弱势感”;而相对弱势群体则希望在基本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为有利的位置。因而,利益已经分化的群体之间在利益格局、相互关系和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是影响中国未来国家统一和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态势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后将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相对弱势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能够秉持合作的态势,中国的发展前景就会比较光明;如果采取比较对立的态度,则中国的前景就比较暗淡。

   二

     面对中国当前的种种挑战,大量的研究试图加以回应。然而,从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提出的解决途径中体现出的倾向来看,相当多的研究对国家内部的个人以及不同群体的各自利益给予特别关注,强调个人利益及其组合形式的群体性利益的实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体现出浓厚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色彩。实际上,共同体内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限制和削弱,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内涵,对这些在利益格局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包括在某些情势下短暂弱势的群体,实现利益补偿和救济,是改革的任务之一,这意味着改革的推进必然包括对既得利益群体利益的再调整。但是,必须要确定的是类似的方案和解决途径在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也即实现利益更加均衡的再分配和公正转移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基本架构和基础平台?这一架构和平台对于当下以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自由主义倾向的对策,由于强调个人利益优先和绝对性,忽视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也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现实限制。

     特别强调个人、群体之间利益矛盾以及各自利益得失的研究有一项重要的缺陷,即忽视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和群体的根本性作用。利益格局分化和利益矛盾的解决,首先涉及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理解。如何处理个人(或小群体)彼此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共同体)的关系,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从理论的意义上,如何处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古典和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分野之一。虽然古典和现代政治理论都承认个人必须在群体中生活,作为个人生活的前提,必须构建良好的共同体。但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出了“个人优先”的原则,其基本观点是关注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然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个人优先原则使人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上解放个人的同时也消解了共同体的诸多价值。(13)

     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确立了个人优先的原则,其理论意义首先在于否定了上帝决定个人和共同体命运的基督教神学政治观。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共同体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人们创造了共同体——国家。因而,国家不过是实现个人以及扩大化的个人——群体利益的工具,进而作为工具意义上的斗争和冲突也是符合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规范的利益实现的途径(14)。在基督教神学政治观被否定之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基本矛盾上。由于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共同体是国家的现实形式即政府(15),因此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也就转化为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认为,政府是按照契约确立的,个人和政府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共同实现自由主义式的政治运行。由于已经意识到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即政府也是由自私的追求个人自由、财富和生命等权利的人组成,因而容易滥用权力侵犯个人利益。所以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特别关注的重点,他们主张通过分权制衡,对政府的定期委任和保持民众的革命权利等方式维持对于政府的制约。应当说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很好地防范了作为“必要的恶”的政府对个人利益的侵犯。然而,政府运行的条件是双方都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如何确保个人承担和实现规定的义务与责任,就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为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强调个人的绝对优先性,所以对于个人承担实现政治运转的义务的论证颇为单薄,自由主义虽然认同个人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组建国家和政府,但是服从国家或法律的原因是出于对国家惩罚的恐惧或是功利性的计算。由于个人的自私和功利,所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就是合理而自然的结果。这意味着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政府的运转有赖于一种随意性的个人服从和义务履行,人的自私决定着共同体的命运。对于政治生活必需的共同体认同、爱国主义、献身精神则根本没有容身之处。真正说来,个人的绝对优先导致义务履行的薄弱或缺失,成为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共同体运行的基本缺陷和内在风险,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个人必须在共同体中生存并获得相应的规定和支持,共同体是个人意义得以建构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范畴。如果持有这种狭隘的对个人以及小群体利益过度关注的态度,就不能对中国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关键要素予以足够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影响对当代中国现状的判断。从理论的意义上看,自由主义色彩的方案是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个人利益的绝对追求的简单移植,因而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

     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利益绝对优先,尽管对当代中国而言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但是必须预料到它对共同体的威胁。政治产生的基本约束条件是资源的相对有限性,而个人利益的绝对优先原则在逻辑上继续推进,必然导致对利益的过分追逐,这一过程在理论上表现为功利主义理论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16)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财富创造动能,使现代西方国家创造的财富超越了之前历史的总和。然而,由于资源的总体相对稀缺,因而现实的生活中,个人利益的目标和实现手段必然也受到实际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有限资源的绝对均衡分配。以个人利益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的共同体成员行为模式,必然导致绝对的竞争,其斗争的进一步结果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17),从而毁灭整个政治生活赖以展开的共同体根基。虽然此类情景在现代西方并没有出现,但这不是因为个人绝对优先原则本身的自我救赎,而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的其他传统对个人利益过度追求的抑制和对公共生活的维护。所以“如果没有对罗马世界的宗教和法律传统进行现代改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就自行瓦解了”(18)。因此,对个人利益的绝对追求对于缺乏宗教等自我约束传统的中国来说,侵蚀共同体基石的危险异乎寻常地强烈。

  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确立了一种推崇追逐个人利益的共同体架构,政治行为以个人利益为基本原则,个人利益的获取成为行为的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弱标准”的状态。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认定个人标准具有自足性特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把个人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可能对个人本身产生好的结果,但是在他者也采取此种原则的情况下,则对于他者的他者,即自己和共同体的利益是否有益则无从判断和理解(19)。而这恰恰是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内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无从回答的是,在公共生活中,共同体必须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来对个人的利益需要予以限制和满足,如何确定牺牲或满足多少其他人的利益的依据和限度,特别重要的是,如何决定相对有限的利益应该如何分配和使用。所以,在个人绝对优先的原则下,个人的行为,与他者的利益关系,共同体的利益分配都受到个人利益原则的指导。表面上人人平等、自由获取利益的体系,实际上以个人收益获取面临诸多风险为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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