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同心协力”:孙中山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4-08-20 10: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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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大概自1879年[1]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命运。“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效解决内忧外患?这个问题长期萦绕于孙中山的头脑之中。他说:“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据此至广至富至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至国家者也,其故何也?”他的回答是:“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2]既然如此,如何使中国摆脱“一盘散沙”[3]的状况而应付时下之问题?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频频向其听众或读者呼吁应“同心协力”。“同心协力”的说法,在今天来看已经非常平常。但是,基于孙中山所生活的时代,它究竟寄托了哪些关怀以及反映了哪些问题呢?

  

   1.“同心协力”的范围

  

   尽管孙中山没有给“同心协力”明确的界定[4],但是它存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大而言之,分为国内与国际。就国内来看,“同心协力”具有不同层次:

   有时是对农民说的,“根本上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要有这个思想,然后大家才能够联络起来。”[5]有时是就士兵(或军人)说的,“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如果变成了革命军,便可替革命主义去牺牲,以一当百,百当万,同心协力去定中国”[6]。有时是就学生说的,“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7]。有时是就国民与军人关系说的,“诸君要除去因为军队不能开学的困难,便要大家担负责任,人民与军队一体,同心协力,让军队赶快出发”[8]。有时是就国民与百官关系而言的,“期尔百官人民共体此意,戮力同心”[9]。有时是就国民与国民党说的,“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10]。有时是就国民党内部关系说的,“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党因此失败。我们以后便要团结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11]。有时是就党际关系说的,“今五党合并,兄弟切望诸君同心合志,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服从党纲,修明党德,合五党之力量、气魄以促民国之进行,是中华民国前途之无量幸福。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决不宜为鹬蚌之争。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富[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12]。有时是就国民与政府的关系说的,“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13]。有时是就“文”与“武”的结合说的,“彼时以对待陈炯明者对待不肯裁兵之军阀,枪炮与笔墨同力合作,以广东之时为例,此事必易成功”[14]。有时是就汉人内部而言的,“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15]。有时就满汉关系而论的,“满人忌汉人之深如此矣,又何能期之同心协力,以共济时艰哉”[16]!有时是就五大民族关系来讲的,“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17]。而很多时候是对全国国民说的,“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18]。

   就国际而言,也具有不同的层次:

   有时是就中日关系而发的,“愿今后两国人民披沥诚心,相互疏通意见,以亚洲作自己的家,而中日两国间首先要增进情谊,同心协力,以此保障东方和平,这就是我热切的愿望”[19]。有时是对中外工人说的,“现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敌人,所以中外的工人应该联成一气”[20]。有时是就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而论的,“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21]。有时就是对全世界讲的,“然使文明日进,智识日高,则必能推广其博爱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亦未可定”[22]。

   综合来看,孙中山倡导的“同心协力”的最小范围是限于一个职业群体或组织,该群体或组织最好能同心同德和群策群力;最大范围是全世界,理想的状况就是“大同之世”。

  

   2.“同心协力”的形式

  

   “同心协力”如果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呼吁、宣传上,就无以显示民众的力量。孙中山对此非常清楚:“现在农民何以最艰难和最痛苦呢?因为在满清的时候,政府不准农民有团结,如果结成团体,便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所以农民向来没有联络,像一片散沙一样。就是到今日,还是不知道联络,还是没有团体。”[23]他对前来参加农民联欢会的人说:“你们到这个会的人知道了办法,回去乡村之后,第一步奋斗的工夫是要大家联络,结成真团体。大家做到第一步的工夫,有了好团体之后,才可以做第二步的工夫。第二步的工夫是什么呢?就是为农民争利益。”[24]农民要改变自己的痛苦命运,享有合法权益,就必须团结起来,通过组织即“会”的形式把大家联络起来,“多数农民如果能够结成大团体,就有力量可以讲话。”[25]

   他在广州欢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代表时说:“中国人的人格堕落已极,像那些官僚武人只知道升官发财,自私自利,什么国事都不管,人格是不是堕落呢!我们要救国,必先要除去他们。要除去他们,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不可专靠个人去救国,必须要大多数同心协力去做,这就是应该以青年会的团体去救国。”[26]孙中山还以青年会为例顺便指出国民党的问题:“如果国民党有青年会的完全组织,到处宣传革命的道理,使人民十分了解,人民自然欢迎我们的主义来建设民国,民国老早成功了。”[27]

   由此可见,孙中山十分偏向于“用大团体表示来救国”[28],因而对富于江湖帮派色彩的洪门也表示出特别的期待:“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29]。当然,从正式投身革命始,他就积极组“会”。在他发动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章程中这样写道:“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鱼[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远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倖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屡世代衣冠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除责乎?故特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30]就当时的环境而论,很难说“四方贤才志士”都来入会,不过已表明用大团体来救国的意向。其实,规模相对小的组织在革命初期要有效运行就相当不易。若非如此,孙中山不会要求入会者当众举手盟誓:“联盟革命人OOO,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如有异心,任众罪罚。”[31]一个超大规模的组织又当如何呢?在他晚年发起的改造国民党运动,大概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以后要我们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团结精神。自根本上讲起来,革命事业是大家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实行;如果不能同心协力,便永远不能实行。”[32]

   合而言之,“同心协力”在现实中必须要有凭借,主要的形式就是建“会”组“党”。孙中山一生屡屡组党,正是深谙此道。

  

   3.“同心协力”的纽带

  

   “同心协力”有了有形的组织依凭,又如何使品性不一的人发挥影响力呢?孙中山于此多有思虑。

   在兴中会章程中虽没有明确列出约束会员的条规,但已意识到对会员必须有所约束:“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友二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爱戴中国为其父母之邦,肯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有董事带其入会。”[33]显然,品德如何为入会与否的根本条件。然而,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各处设立的分会日渐增多,难免品性杂陈,影响其战斗力。在革命遭受挤压的特殊环境中,有人愿意投身革命已属可贵,又怎能苛责于德?这一点在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前的反省中得到印证:“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34]造成革命团体“摧败”的原因是成员的品德吗?孙中山否认了这一点:“此无他,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35]

   由上看来,品德与“自由平等之说”并非“同心协力”的可靠纽带。既然这样,究竟以什么来凝聚会众呢?孙中山很自然的想到了他信奉和经常鼓吹的“三民主义”。他说:“须知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36]“政党中最紧要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37]这种“主义”或“精神”就体现为“三民主义”。当他发现革命为旧思想所挫时便说:“今天要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做标准呢?大略讲,便是拿一种主义做标准。我们如果信仰一种主义,服从一种主义,总是照那种主义向前做去,那么打破旧思想的事业便可成功。……信仰中的道理,用单简的话说出来,便是主义。我们做标准的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义。”[38]

为了形成革命大团体,他认为必须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在对广西的国民党员演说时指出:“望大家乘目下陆、谭(指当时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谭浩明——引注)初被推翻之际,赶紧分赴各乡各县努力宣传三民主义,使人皆知此主义为天经地义,结合团体,实行自治,使广西几百万人民悉同一心,无论有何武力侵逼,皆不能推翻了。”[39]孙中山还提出招人非议的“以党治国”主张,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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