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如何做而是何时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6 次 更新时间:2005-07-24 00: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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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许多学者热衷于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制造舆论和设计蓝图。在我看来,从现实情形看,这种理念性的阐述(即为什么必须改)和技术性的构架(即如何改)恐怕是一厢情愿。因为中国的现实是:讲道理无用,路径的设计更是无用之无用。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剥夺的是当权者的利益,那么,当权者的态度才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数千年政制的研究,我以为有两个人是深得其堂奥的。一个是王亚南,一个是吴思。王亚南是第一个将《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但他的学术成就的高峰,是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提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皇权至上的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其实这个阶级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独立的品格、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行为规则的。官僚的权力是中国千百年来专制社会中与皇权共生互补的一个权力,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决定性的权力。老百姓对这一点是极其明白的,所谓“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而吴思则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血酬定律”,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他认为这是“决定其它一切规则的‘元规则’”。

  我曾经在拙文《毛泽东晚年唯一说对的一句话》中,提出中国有可能走向“历史上最坏的专制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里解释一下“最坏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特征是“家天下”,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但是,比“家天下”更坏的是“官天下”。皇帝还要为自己的天下负责,还要考虑一姓江山的“百世、千世乃至万世”,也就是为子孙负责,因此虽然是一人之天下,嘴巴上却还要说是“天下乃一人与万民共有之天下”。而“官天下”则这点责任感也没有了。大家都是短期行为,能捞就捞,呈现出一种世纪末心态。

  吴思先生在分析马德卖官案时有一段很精妙的文字,他说: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不过,假设绥化市真成了马德的独立王国,他一定买官鬻爵吗?其实未必。因为这样做不合算,前人算过账的。

  清朝有纳捐制度,一旦遇到战乱或灾荒,财政困难,朝廷就大开捐例,卖官应急。这时反对者就会替皇帝算账,说这种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钱买官,一定要加倍 捞回来,搜刮百姓,最后毁了江山社稷,吃亏的还是皇上。皇帝也认账,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听凭百姓饿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抢劫富人,只好卖官应急。缓过劲 来就不卖了。总之,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卖官不合算。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卖官仅是一个例子。如果放大到整个体制来看,中国当前的这种“党天下”也就是“官天下”的体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更糟糕”的状况。从整体的执政能力看,中国的专制社会的各个王朝,还都能延续数百年。但是,我们看与中国现在差不多的前苏联,不过七十余年就灰飞烟灭。过去的皇帝,也许还有自身进行政治改革的动力,比如中国的“商秧变法”、“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官天下”因为无人负责国家的长远的整体的命运,所以这一改革反而更难。

  当下,面对巨大的危机,只要不是傻瓜,谁都看出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这里说的“誰”,也包括了中国的各级领导人。但是,指望中国的领导人自觉自动地进行这一改革,我总觉得是对什么什么弹琴。

  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的官们是不会进行这一剥夺自己分肥权力的改革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自己及亲属办好了外国的护照和绿卡,转移了巨额的财富,作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但是,在没有“变天”之前,他们还是要多捞一点是一点的,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道德的角度去批判这些“官们”。说句实在话,把我们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们也会变成贪官和旧体制的维护者。还不用当官,就说学者吧,我们这几年都已看够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可耻的演变。这就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巨大的悲哀。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他得出的结论是“天之道”与“人之道”是不一样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规律不是公平而是不公平。吴思先生曾指出“生命与财物的关系,向来是人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他的“血酬定律”则揭示了“拥有最强暴力者”也拥有最多的财富”。现在,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和国家的强力机器,又控制舆论,以最大的强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然,在这个时候与其商量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与虎谋皮。

  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是遥遥无期了么?

  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是在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时,一是在出现了蒋经国式的人物时。

  关于第一点,陈奎德先生看得很准确,他说,“经济起飞的成就可为中共重建所谓政绩合法性”。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改革的压力。确实,这时中国的弱势群体只要还有一碗饭吃,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要还在分享这种增长的好处,就不会有巨大的社会动荡,就不会危及现有的政治体制。而只有到了经济支持不下去了,人民要造反了,按照吴思先生的定律,这时社会力量的对比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强弱易势,暴力的局限性也显示出来了,既得利益集团才能被迫进行改革。

  关于第二点,虽然我曾撰文《从刘亚洲想到蒋经国》,但我以为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况且,陈奎德先生说得对,中国大陆与台湾有相当大的不可比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心者们当然应当致力于呼吁与设计,这对于造成一定的舆论环境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势可以待续的时间,及早把握中国经济的衰退期,并且形成中国社会健康的政治力量。在时机到来时,与当权者开展理性的对话(如同波兰),力求在社会代价最低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

  

  来源:改造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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