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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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而东欧的软约束用于企业破产后的失业救济,西方的软约束用于维护金融寡头的垄断地位,这自然无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改善。称赞东欧是“高人权增长”的经济学家,究竟了解多少东欧的现实?

    

   西方主导的市场机制为何加剧东欧的社会动荡

   读者一定疑惑,法制和福利都比美国完备的欧盟,为何不能带来共同富裕?因为东欧入盟有西欧制定的苛刻条件,但是西方资本进入东欧不受主权国家的节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增加地方的积极性。欧盟的整合是主权国家向欧盟让渡货币和财政的主权,才能和联邦制的美国竞争。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维护的是德法核心区,而非边缘区的利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的统筹协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运作机制。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是不对称的力量平衡的结果。经济上衰落的东欧国家低首申请入盟,哪有多少谈判资本。中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牛,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越来越强,才能不断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

   柏林墙瓦解后,大举涌入东欧的西方资本,并不投资风险大的技术更新和周期长的基础建设,而是土地廉价的房地产,造成东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抬高物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东欧中青年在本国缺少就业和提薪的希望,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方打工。然而欧盟东扩加重西欧富国的财政负担,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增加,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德法等主要工业国家并不欢迎新移民。大批在英国打工的波兰人,只能找到类似修下水道那样脏臭低薪的工作,被英国人讥笑为“波兰管子工”。来自东欧的女大学生只能竞争服务业中非洲黑人的岗位,大批女大学生成为西欧妓女的主要来源。人口急剧老化的东欧和西欧,出现前所未有的西向大移民。乌克兰人填补波兰建筑业的劳力缺口,俄国人又去填补乌克兰的缺口。和埃及动乱的原因相似,东欧、西欧和中东的动乱,都源于失业年青人、尤其是失业大学生的不满和骚动。

    

   东欧政党为何从西化转为自立?

   从1950年代到2010年,匈牙利一直是西方爱护的“自由经济”的明星。1956年匈牙利爆发反对苏联的示威,引发苏军干预。1968年,匈牙利共产党的新领导卡达尔在东欧首先推行市场化改革。1990年匈牙利最早在东欧实行多党制选举。被科尔奈不指名批评,变色逆转的匈牙利现任总统,当年正是反共反苏起家的学生领袖,2001年还获得以保守闻名的美国企业协会颁发的“自由奖章”。不料匈牙利入盟后危机连连不断。

   金融危机前,东欧的房地产泡沫由于外国银行的热钱流入而推风助燃。危机期间,外国资本回救母国,导致东欧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汇率贬值。匈牙利外资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用外币结算,加重而非减轻本地购房居民的还贷压力。匈牙利政府只能求助IMF贷款,但是贷款条件是匈牙利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GDP下降6.4%,受害远超危机发源地的美国。

   转型前,匈牙利居民已经习惯社会主义带来的高福利,包括普遍稳定就业,全民免费医疗,高校免费教育,女工生育除了有24周的全薪产假外,还有长达3年保薪70%的产假。相比之下,美国只给母亲12周无薪的产假,职业妇女生育往往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转型后,匈牙利经济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试图改革的中左政府,包括看病和住院要增加收费,大学增收学费,养老金私有化,削减产假补贴等等,结果遇到极大阻力,反对党借机反对大学医院的收费获得民心,公民投票否决福利改革,再次变更政府和政策。

   2010年重新上台的中右政府获得多数议席控制国会,开始推行“国进民退”,把“自由化”逆转。新政府立法强迫外资银行将外币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转为匈牙利本币结算,以减少货币贬值给本国居民带来的还贷压力。所谓“藏富于民”的私有化养老基金,金融危机中大幅缩水,引起民众恐慌,匈牙利政府不得不把养老基金重新国有化以稳定民心。虽然中右政府大选许诺取消了大学学费,但是危机下不得不变招削减给大学的补贴,重新引发学生和教师的抗议。为了强化施政能力,国家掌握的媒体公开谴责反对派受外国势力支持。欧洲议会和欧盟对匈牙利政府公开谴责时,匈牙利政府用捍卫国家利益的姿态争取民意,公开反对欧盟走向美国模式的联邦制,要求更大的国家自主权。

   科尔奈不敢承认匈牙利政局的逆转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化造成的,反而转移目标,指责西欧面临的变色威胁,来自俄国和中国的红色资本主义的“专制”势力。不如来看看,为什么欧盟内斗的结果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

    

   欧盟东扩为何从希望转为失望?

   尽管OECD和世界银行从1995年开始就用发达国家的高帽子奖励东欧国家,但是东欧的老百姓从实际体验中,很快尝到西方自由的真实后果。东欧国家把自己的核心产业廉价转让给国际资本,倒也换来向西方移民的自由。柏林墙倒塌时,最欢欣鼓舞的是向往西方的年青人。西欧的高消费加上东欧的高福利,一度成为东欧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东欧的民众很快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不自主的民主和不平等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现实,当然任何新古典或转型经济学的教科书都讳莫如深。

   欧盟1993年制定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开始推行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政策。2004年开始陆续接受东欧转型国家入盟。2005年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就已经加剧。入盟东欧国家的选民失望之余,就投票赶下主持入盟的政党。北欧和西欧富国民众体会到的也是东扩的代价而非好处,不但税负增加、福利减少,而且年青人的就业越来越难,愤怒洒向西来寻找工作的东欧移民。这就是法国和北欧反移民的新纳粹党兴起的原因。西方执政党为了减少欧盟的负担,只能压迫东欧和南欧国家削减开支,减少福利,又引起东欧和南欧的执政党的抵制,激发起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主权。

    

   德国统一的金钱政治为何赢了冷战、弱了欧元?

   欧盟的建立和东扩,依赖的是德国的经济和法国的政治,法德精英设计的欧盟和欧元,其政治目的是不战而和平统一欧洲,包括乌克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经济目的则是对抗美元霸权,让欧洲重新自立,和美国东亚一起三分天下,同时摆脱美苏的辖制。但在操作上,德法无法在军事上与美苏抗衡,走的是和平演变的议会道路。

   西德最高明的战略是制造西柏林高消费的假象,西德各州出资补贴西柏林的高消费,再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东欧民心。西德对东德单方面开放边界,制造“自由世界”的形象,鼓励东欧人偷渡。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到捷克、东德、西德一游,东德边界这边如临大敌,军人警察和美国一样全身武装,外加警犬探照灯,汽车前后彻底搜查。笔者一行的汽车进入西德却比进入公园还要简单,西德边卡只有一人,既不看护照,也不收费,挥挥手就让我们通过。这种“制度自信”让我大开眼界。

   东西德统一后,我受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我惊讶地发现德国统一后的新首都柏林一片萧条,周末中午讲完课,想请学生吃饭,竟然找不到开门的餐馆。疑问之余,西德学生才告诉我西方赢得冷战的内幕:原来冷战时代西柏林的虚假繁荣是西德各州的财政补贴造成的。东德社会主义政权一垮,西德各州财政自负盈亏,柏林没有工业,财政亏空,自然无法与南德各州竞争。

   西德经济学家告诉我更糟的是两德统一的“民主政治”。德国统一时,西德纳税人抱怨西德支付给东德的巨额补贴。主导两德快速统一的西德总统科尔,为了获取东德居民的选票,不顾经济学家的警告。他利用总统特权突然宣布,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兑换率是一比一,等于直接从天上给东德居民撒钱,须知当时的黑市真实兑换率是六比一。东西德在1990年7月1日实行货币统一,离柏林墙垮台的时间不到一年。德国货币统一的速度比东欧的休克疗法还快,后果更影响深远。

   东德居民有巨大储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买东德制造的小汽车据说要等十年。东德民众一旦获得大笔西德马克,立即抛弃东德自产的价廉物美产品,购买西德的时尚商品,使东德企业一夜之间就失去国内市场。以往东德的产品一半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用卢布计算或作易货贸易。一旦转为西德马克结算,东欧国家缺乏硬通货,东德企业又失去传统的出口市场,导致东德企业大面积倒闭。两德统一前,东西德的许多名牌企业,例如东西德著名的蔡司公司,一度谈判平等联合。但是东德企业一旦失去国内外市场,就失去市场竞争的话语权,导致东德私有化的结果是东德的核心企业全面被西德无价接管,私有化的净资产为负,即西德企业接收还以污染等名义收到补贴,东德企业的管理层全部被淘汰,导致东德员工和西德管理层之间的严重对立。

   西德工会害怕东德企业的廉价劳力会和自己竞争,从而保不住已有的高福利,就游说国会立法,要求东德企业的工资水平向西德“收敛”,无视东德企业改善竞争力的实际能力。结果东德劳力比美国还贵,使得在东德的外资企业无利可图。即使爱国的西德资本,宁愿投资劳力便宜的宿敌波兰,也不投资东德,导致东德长期衰退。

   东德转型十年萧条的代价由西德选民支付,每年西德对东德转移支付的金额高达东德GDP的一半。科尔赢得选票和德国统一之父的美名,德国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实际大减。巨额财政负担使德国利率上升,马克走强。这对实行联系汇率的英国成为不堪重负,率先退出联系汇率,使欧元区难以做强。

   相比之下,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模式,给混合经济带来互补学习和良性竞争的时间空间。我对德国与中国转型的比较分析,获得德国经济学家和听众的巨大回应,多所大学和研究所请我去讲演,因为我说出德国主流媒体不敢面对的问题和原因。

   休克疗法和北约欧盟东扩,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消除了东欧国家成为西方竞争对手的可能,但是后果是东欧经济的衰败加剧了欧盟东扩带来的地区差距和社会动荡。危机中,人口老化的美欧日都面临福利社会、军备竞赛、和北约东扩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无法实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竞相采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外转嫁危机,出现西方政治上高唱联合,经济上相互拆台的奇观。

   对比苏联垮台和中国崛起的历史,我以为前苏联领导人的短视和邓小平的远见源于导致对开放竞争的不同政策和后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高估了西方体制对东欧人民的吸引力,才会用封闭经济的控制政策来限制人才外流,从而失去知识分子阶层的向心力。邓小平大胆放开出国留学政策,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会吸引留学生回国,使中国获得了西方技术的同时也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的人口远大于西方,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也高于西方。一旦允许中国和东欧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传的“自由”在移民和就业问题上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话。柏林墙瓦解后,美国在墨西哥边界大建封锁墙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国都用“工作许可证”来限制外国留学生的就业。金融危机加剧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和殖民地宗主国的矛盾。

    

   是谁埋下匈牙利民族矛盾的火药库?

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最大差异,就在分与合的历史趋势。中国有两千年统一的历史,因为统一的力量才能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长城的建筑史,对国家认同的意义,大于单纯的军事防御。黄河长江的水灾和旱灾,也只有中央集权的效能政府,才能应对。欧洲从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到欧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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