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3 次 更新时间:2014-08-12 17: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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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匈牙利和波兰1996年。世界银行1987年开始划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标准,把富国的下限设在沙特阿拉伯和台湾的水平,至今墨西哥和土耳其还未达到世行的高收入标准。转型国家达到世行高收入的时间是:捷克2006年,斯洛伐克和匈牙利2007(匈牙利2012年又跌出富国水平),波兰2009,俄国2012。

   以上可见,OECD和世界银行制定的富国标准,地缘政治的考虑有重大嫌疑。笔者这里要指出:人均GDP的评价方法并不科学,因为GDP总量中包含大量物理学定义的废热(即熵),市场定价包含系统性的偏差,因为奢侈品和高科技的垄断价格,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成本和效用。算术平均故意掩盖了分配不平等的结果。笔者先提醒读者,经济学的客观性,目前和自然科学不能相比。

   如果目前缺乏可以取代西方的经济度量如何判断不同指标体系的真实性和误差水平呢?我的调查经验是: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感觉比经济学家的理论更靠谱。

   我在金融危机前后多次访问过东欧转型国家。我问东欧的经济学家和朋友,东欧民众如何评价东欧转型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中老年人认为过去比现在好,年青人的意见好坏各一半,换言之,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今不如昔。一位波兰朋友告诉我一句民间流行的说法:过去我们是政治上的奴隶,如今是经济上的奴隶;经济奴隶比政治奴隶更糟!

   假如OECD和世界银行的富国标准能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那么应当推论,匈牙利和俄国的老百姓应当为升级到富国兴高采烈才对。老于世故的科尔奈对世情的观察,比“转型透视”组织者们传递出更多的真实信息。

    

   为什么东欧转型的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

   自由派经济学家面对市场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问题越多,越要有勇气去闯“深水区”。但是坚信自由的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警告就不同了,值得中国的决策者深思。

   科尔奈坦率承认苏东民众对转型的结果大为不满。列举的事实包括: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上升等等。更严重的是,科尔奈的解决方案不是休克疗法早期的进一步自由化,而是恢复冷战的遏制政策,否则西方难以自保。

   令科尔奈和西方新保守主义者惊恐的是,东欧政治逆转的带头羊,正是最早在苏联阵营造反,最早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由化改革,也最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西方盟友。获得西方大笔援助、贷款和投资的自由明星匈牙利发生逆转,无论是经济理性,还是政治智慧,都难以想象匈牙利人是否疯了。科尔奈近在眼前的威胁警告,令所有向往自由富裕的人们不可思议,也让西方战略家重新评价对中国的和战选择。

   科尔奈惊呼2010年匈牙利的政治逆转,指的是2010年匈牙利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中右政党,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试图恢复匈牙利的经济主权,导致欧盟公开威胁警告匈牙利政府。东欧政治的逆转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的观察是形势使然。主导人们行为的是利害得失,不是意识形态。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会如科斯预言的那样接受不公正的结果,群体行为形成对抗市场和资本的政治力量。匈牙利逆转提供了皮凯蒂观察到的政治经济不可分的最新案例。

   笔者在转型前后去过匈牙利、波兰、东德和俄国。三十多年来,有机会对比观察中美欧日的竞争格局。东欧今天的困境,包括科尔奈在内的西方转型经济学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国内还有经济学家推崇东欧的休克疗法为“高人权转型”,批评中国的“低人权发展”和“粗放增长”,笔者就来对比分析东欧转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把东欧转型划分为两个阶段:大约十余年的休克疗法转型期,和北约欧盟东扩后部分东欧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升级期。柏林墙的倒塌和加入欧盟,给东欧民众带来的都是失望大于希望。

    

   休克疗法摧毁了东欧国家原有的分工协作网络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东欧推行休克疗法,有理论和经验的两个依据。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它假设如果多种产品完全竞争、价格自由浮动,完全市场模型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阿罗-德布日模型的两个创立者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依据之二是战后西德出现的“艾哈德奇迹”。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下的西德,一度实行战时经济的价格管制,结果物物交易,经济萧条。时任经济部长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不和美军总部商量,在1948年6月借引入新西德马克之机,突然解除价格管制,很快恢复了市场的繁荣。这使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东欧转型可以重复艾哈德奇迹。然而东欧各国在快速实行价格、外贸和汇率的自由化之后,带来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巨额的贸易逆差、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企业倒闭,和大量失业。求助西方援助的苛刻条件,要求东欧国家提高利率、紧缩预算、出售国有资产,经济更是十年不振。

   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迹在1990年代的东欧转型没有重演?因为西德战后一片废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经济,这才是阿罗-德布日模型成立的前提。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

   东欧转型的最初十年,匈牙利和波兰的GDP下降18%,俄国下降43%,乌克兰下降61%;通胀率,波兰高达400-580%,乌克兰达3400%,俄国4000%,高通胀持续时间分别为5-8年;货币贬值匈牙利和波兰贬值到4分之一,俄国卢布贬为5500分之一,乌克兰贬为76000分之一。东欧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有资产,瞬间转移到西方资本手中。

   科尔奈为市场自由化辩护说,休克疗法至少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购买的时间浪费。这正是科尔奈“短缺经济”理论的浅薄之处。客观地说,科尔奈最初在1979年的论文,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约束”,还颇有真实感。须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是西方的封锁政策造成的,无法向西方国家那样可以用货币在全世界购买资源。部分物资短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实行固定价格,以保障人民的平等分配。如果采用浮动价格,例如中国困难时期部分商品允许高价,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多数人买不起,在表面上可以立即消除某些商品的“短缺”现象。问题是:高价商品不用排队,不等于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等于改善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转型过程和世界经济中,笔者观察到三种“消除短缺”的方法。

   第一,是借债消费,以讨好民众。匈牙利、波兰转型前的政府不惜从西方大举借债用于消费,一度东欧的生活水平超过前苏联。叶利钦在转型过程中不惜瓦解苏联,为了甩掉东欧的经济负担。东欧借债结果和美国欧盟的债务危机类似,都是经济恶化,竞争力下降。匈牙利的外债从1973年的10亿美元猛增到1993年的150亿美元。匈牙利为了还债,不惜把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卖给西方跨国资本,埋下后来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病根。国内有人主张学西方,用拉动消费而非投资的方法刺激经济,历史上包括东欧和西方,都没有可持续的先例。

   第二,是自由贸易,用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短缺的需求。按照西方的贸易理论,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和汇率浮动,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无需政府的产业政策。但历史事实是,东欧也好,七十年代后的美国也好,无论汇率如何变动,长期陷于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和财政收支的恶化。因为外贸均衡的理想情形,只对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贸易成立,对多国多种商品的交叉贸易并不成立。首先,生活必需品和关键零部件短期无法替代,贸易逆差下也得继续进口。其次,分工贸易有大量中端的零部件产品。货币贬值对终端产品的出口似乎有利,但对中端零部件的采购不利,所以货币大幅波动和贬值,很长时期内不但不会改善外贸平衡,反而可能加剧生产企业的经营恶化。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取得外贸盈余花了16年的时间,才在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笔者认为,由此可见不信西方教条的中国政府官员,比西方名校的经济学大家,更具国际竞争的直觉和常识。

   波兰金融危机的表现强于匈牙利,因为波兰保留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波兰经济学家告诉我,历史上波兰多次被德国、俄国瓜分,所以对外资包括美国资本也不放心,担心短期利益的美国公司收购波兰的核心企业之后,转手就卖给宿敌德国或俄国。对波兰打击最大的就是贸易自由化,使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团结工会的诞生格但斯克船厂,原有工人2万,如今裁减到2千人,无法与韩国与中国的造船业竞争。

   第三,是增加生产,提高短缺商品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解放后的一贯方针。转型之初,同样面临短缺的中国,一面有限制地开放贸易。进口的彩电冰箱等新型耐用消费品虽然吸引大众消费者,但是国内市场的价格很高。结果不仅长虹这样的军工企业转军用为民用,而且引发大量乡镇企业加入和国企外企的竞争,出现海尔、TCL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国内市场向海外大举进军。相比之下,技术和人才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东欧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转型期的反凯恩斯政策

   如果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论只是肤浅的微观经济学,则他的“软约束”理论对危机应对的误导,在于火上加油的反凯恩斯政策。

   笔者在2006年就指出,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宏观经济的经验是矛盾的。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低效亏损,全靠政府补贴维持,则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或通胀率必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高通胀在拉美最常见,高赤字在发达国家更流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才喜欢玩货币或债务的游戏。存在金融和破产法的国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软约束。科尔奈理想的“硬约束”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强,因为穷国难以借款和发债。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援救金融寡头和汽车寡头的软约束,超过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国企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是政府害怕国企破产会导致社会不稳,就只能鞭打快牛,抽肥补瘦。一旦中国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东欧一刀切的“硬约束”和西方补贴消费而非补贴创新的“软约束”,实践证明西方短视的“民主”政府都不如中国远见的“协商”政府高明。

要命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鉴定出来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给东欧执政者提供错误的政策指导。他们以为国企效率低的原因不是技术、人才、或营销,而是软约束的补贴。在国企面临进口商品难以抵御时,政府还给国企断粮,结果不但没有给国企改进生产率的机会,反而加速倒闭,使宏观形势恶化。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其次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给下岗工人提供转业的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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