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对立的逻辑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 次 更新时间:2014-08-11 1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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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只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系统中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及其发展。对此,学界不赞同的人恐怕不多。但在相关研究中全面、正确地体现这一点却是难度很大,且涉及面宽广的课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系统”的内容大体可归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政治经济学方法系统的构建及其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形成及其发展。而其中每一方面的内容又有都包含着若干重要问题域。当然,在相关研究中全面、正确地展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系统对于认识和把握他的哲学及其发展的意义 ,是本文所不能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系。不过,鉴于目前我国哲学界与经济学界分别深受“哲学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我国哲学界与经济学界长期整体分离,而这种分离给上述研究带来的困境是我们在短期内难以摆脱的),故笔者这里侧重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系统的构建及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域——超越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对立的逻辑,阐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一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产业革命推动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的关注和思考。这种思考和关注不仅蕴含着把笛卡、休谟和康德的怀疑精神转化为对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传统哲学观的挑战,而且促使人们重新认定关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特性 。法国批判的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圣西门率先对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应该而且必然会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科学问题进行了实证哲学的论证。不过,圣西门这方面的实证哲学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起主导作用。当时主导作为西方文化以后的一个发展趋势即科学主义思潮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它在方法论上把“休谟铡刀”转化为判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在经济学界,英国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先接受孔德实证主义。如:西尼尔认为,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是一种“纯粹经济学”,即排除哲学、伦理学方面的内容以及立法和行政领域中问题,只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学,它应以人们所观察到的一般的、主要的、不变的基本命题为前提。这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所明确定义的实证经济学,其根本特点是:不接受任何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总之,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只研究“是什么”这类问题。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除极少数的人(如熊彼德、凯恩斯等)外,经济学家或是倾向于规范经济学,或是倾向于实证经济学,而后者居大多数。笔者这里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准确,仅想就此指出:虽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了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分(尽管这种区分远不如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那样泾渭分明),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受其束缚,这如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界开始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分,但马克思的哲学从来没有受其束缚一样。马克思思想及其发展有一个迄今没有为人们所充分注意的特点,即:对近代西方文化局限的超越性。当然,这里所说的“超越性”不是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没有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也不是说马克思思想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无关,而是指:马克思在汲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并没有受其局限性的束缚,马克思运用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将这两者泛化为两种独立的经济学种类即没有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绝对化。

  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批判性地汲取当时兴起的实证主义的合理因素,从而在经济革命中恰当地使用了实证方法。

  众所周知,除去恩格斯在其晚年对孔德实证主义有段较为全面、详尽的评述外,马克思在其公开发表的著述很少提及孔德及其实证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曾在否定的意义提及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但是,马克思无疑批判性地汲取了实证主义的合理因素。这里仅以马克思在其哲学革命时期的两段论述为例。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

  马克思以上论述中有三个关键词,即:“完全经验的┅┅分析”、“真正实证的科学”和“真正的知识”。我以为,这三个关键词可以大抵可反映出马克思的确是批判性地汲取了实证主义的合理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实证主义不仅仅是指孔德的实证主义,更包括曾作为孔德的良师益友的圣西门的实证主义。而后者比前者要“高明”许多(见下文)。同时,对马克思来说,批判性地汲取实证主义的合理因素绝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首先,马克思对实证主义合理因素的批判性汲取有赖于他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和发展了“回归经验事实的方法”,即:“只 要 按 照 事 物 的 本 来 面 目 及 其 产 生 根 源 来 理 解 事 物 , 任 何 深 奥 的 哲 学 问 题 都 会 被 简 单 地 归 结 为 某 种 经 验 的 事 实”的方法。 当然,“回归经验事实的方法”不是经验主义,不是“抽 象 的 经 验 论”。马克思在确立“回归经验事实的方法”的同时也批判了这种经验论(同上,第49页)。再则,马克思对实证主义合理因素的批判性汲取也有赖于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相比,深受霍布斯和培根哲学影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实证性” 。马克思曾对这种“实证性”作出了充分的肯定性评价。例如,虽然马克思很厌恶威廉•配第的人品,但仍被他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非常看重他的实证研究。他用数据、数目、权数、测试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在变量选择中只考虑那些可以观测到的因素,并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算术”。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再如,魁奈在经济思想史中占重要地位的鼎石之作是《经济表》。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最先用图表来描绘整个经济体系。马克思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魁奈“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页)。不过,威廉•配第和魁奈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并不是实证方法的全部,且同样也有其局限性。亚当•斯密就对威廉•配第的实证方法不以为然。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实证方法也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马克思对实证主义合理因素的批判性汲取是同他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方法的构建相联系的。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是科学的实证方法。

   笔者以上之所以强调马克思对实证主义合理因素的批判性汲取不是“孤立的行为”,旨在说明:马克思对实证主义合理因素的批判性的汲取是从属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经济学革命的。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经济学革命,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对实证主义合理因素的批判性汲取。正因为如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实证方法的长处发挥得“恰到好处”,充分展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研究的科学性。

  就其主旨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性首先凸显在马克思运用实证方法的目的方面。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马克思引用他的一个反对者伊•伊•考夫曼的一段论述,以说明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这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 一 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 (同上,第20页)。这种“准确的科学研究”毫无疑问应是具有实证性的科学研究。马克思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基于唯物史观的实证方法在保证马克思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也曾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我以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归结于科学的实证方法,但科学的实证方法的确起到了确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研究的科学性的作用的。科学的实证方法不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就其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论》具体研究范例的正确选择上。既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全面揭示不以任何个人、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那么所选择的主要研究范例就必须在体现这种规律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否则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就无从谈起。因此,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同上,第8页)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科学的实证研究,马克思把当时资本主义最发展、资本主义特点最凸显的英国作为主要研究范例,以达到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条件。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虽有许多不同之处(见下文),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通过各种方法,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使研究对象处于一种相对纯粹的环境中。否则实证研究就无法进行。

  就其批判性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性也体现在马克思坚持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性的过程中批判当时从古典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庸俗经济学”的反科学性方面。何谓“庸俗”?马克思如是说:“卑鄙”。对此,他在《剩余价值史》中解释道:“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6页)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把科学自身的逻辑直接与他的阶级利益对接,或从他的阶级利益直接推导出所谓科学的逻辑,那么他的相关学说必然是庸俗的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庸俗经济学亦即“辩护论的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7页)。他说:“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同上,第499页) 所以,庸俗经济学也是对“现象的观念的简单的复写”的经济学,是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的经济学(同上,第557页)。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其主旨是在于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科学的实证研究是不能把研究者的动机、欲望等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因素纳入科学的研究过程的,抑或说,不能把作为研究者的动机、欲望等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因素作为科学研究内容,否则,就会出现对“现象的观念的简单的复写”,而这是与科学研究的本性相悖的。当然,任何研究者都有其“立场”,马克思也是如此。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般“辩护”,它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揭示来阐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及其利益关系的。在这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利益关系”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中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相反。我以为,马克思对“辩护论的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深刻寓意特别值得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反思。

  就其表现方式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性还体现在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中对多种实证方法的恰当运用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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