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米奇尔:关于《法国大革命沉思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4-08-08 14: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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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克文 (进入专栏)    

  

   中译者按:爱德蒙伯克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举世闻名,他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集中表明了这一点。伯克对这场革命怀有深刻的敌意,始终坚决反对承认法国的革命政权并要求英国政府对其发动战争。他在书中着重对大革命的人权思想进行了独特的批判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论述。

   不过,伯克的思想在时人和后人中都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障碍,于是便导致了某种缺乏事实依据的误读,有学者已经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这一点。牛津大学近代史研究员、辉格党史专家莱斯利米奇尔(Leslie Mitchell),1993年重新校注了《沉思录》,并写了一篇近万言的长序,对于该书的写作背景、伯克的基本思想以及不应被人轻率忽略的若干解读线索,作出了要言不烦的分析说明,这对《沉思录》(商务印书馆已于1998年以《法国革命论》书名出版中译本)的中文读者似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正文:

   《法国大革命沉思录》出版于1790年11月1日,并且立即成为最畅销书,六个月之内便售出了1.9万册,到1791年9月已经印行了11版。它对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的集中论述,使它成为政治学者必不可少的范本之一。伯克也许会因为这一成就而感到愉快,但他决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事实:他的著作给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留下了同样多的教诲。事实上,本书是对一封信所作的答复。1789年11月4日,伯克家族一位年轻的法国朋友,天真地写信请教这位大人物对巴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看法。

   这样的咨询极少能得到如此雷鸣般的回应。伯克立即严肃作答,因为在"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的一次聚会上,某些与会者认为应当向巴黎的国民议会发出信息,祝贺他们发现了刚刚确立的那些自由。英法两国的政治会因此而搅和在一起。伯克的著作意在为海峡两岸的读者提出一番告诫。

   伯克就法国的问题著书立说,这本来就不同寻常。和大多数辉格党人不同,伯克对法国及其政治生活几乎毫无兴趣。可能他在1757年曾渡过了海峡。1775年他肯定曾在法国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但有关这方面的记录,与他的那些政治庇护人、即辉格党显贵相比却少得可怜。即使硬着头皮进入法国,伯克也不赶时髦,宁愿避开巴黎,在奥塞尔(Auxerre)的地方牧师和贵族中间消磨时间。这些人成了他在法国事务方面的主要消息来源。就在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罗金厄姆(Charles Rockingham)与格雷(Charles

   Grey)向米拉波、塔列朗和拉斐特高谈阔论的时候,伯克却在倾听那些几乎名不见经传的男男女女的看法。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被认为怀有偏见、纰漏多多。汤姆。潘恩(Tom Paine)就认为伯克"对法国事务极为陌生"。有时,伯克宣称法国"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还算优美"。在他比较坦诚的时候,他又为"我所谈到的那个病入膏肓的法国"而深感窘迫。总的来说,他的看法是,"从马盖特桥墩上"望去,法国可能最为赏心悦目。

   如果说本书的直接目的是给英国人发出一个警告,那也不尽然。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惊动了英国政治意识的稻草人。如果说这个稻草人的穿着被描绘得不大真切,那倒无关紧要。伯克试图在政见方面所表明的总体看法,或许不过是偶尔为之。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伯克对于1789-1790年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描绘,与实际情况相去太远,这使他遭到了羞辱和反对。从来没有一本书会吸引如此广泛的读者并遭到如此广泛的轻蔑。本书就政治社会及其安排的综论被人们忽略不计,而许多针对《沉思录》做出反应的小册子,却大都在没完没了地絮叨它的细节失实和过分夸张的写作风格。

   伯克立即遭到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反对。像汤姆·潘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那样的激进派,厌恶本书实属必然,而福克斯则认为它"极不得体",皮特(William

   Pitt)只是看到了"一些狂想,它们令人赞赏却又一无是处"。当时的人们都在竭力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首先,伯克究竟为什么反对那场革命?他毕竟支持过美国、爱尔兰、科西嘉和波兰的国民革命。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读了《沉思录》之后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像对伯克先生那样使我感到惊讶。"其次,为什么伯克执意不准确地描绘法国政治?

   1789-1790年的事件广为人知,英国人的见证也并非少得可怜。到伯克动笔的时候,那场革命已经对旅游者产生了某种吸引力。各种消息和观点随处可得。因此,把税制和地方政府体制混为一谈,或者把1789年10月5-6日凡尔赛宫遭到攻击说成一场纯粹的传奇剧,这是不可原谅的。玛丽·安托瓦妮特卧室外面的那个值勤卫兵并没有被谋杀,而是在巴黎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以取悦英国来访者。

   严重的是许多人对这些问题仅仅是掉头不理。一位巴黎事件的目击者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an)断定,伯克根本就不值一驳,他这样做是"白白浪费了两周时光"。法国新闻界除了愤慨之外,更多的是傲慢。一两位编辑满足于说它是"无理的小册子",大多数人则认定它是出于"作者的怪癖"。可以想象,英国人会更有兴趣追根究底:一个被公认为当代一流的有识之士,为什么会对他平生所看到的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如此严重的歪曲。

   在有的人看来,原因不过是伯克为了从乔治三世那里得到一份养老金而改弦易辙,因为乔治三世是无保留地赞赏《沉思录》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其他人则认为,伯克是天主教的秘密支持者这一传闻肯定确凿无疑,因为他母亲是天主教徒。他始终不渝地赞同宗教宽容,而最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解释可以说明他在书中何以要对法国教会及其牧师进行那么非同寻常的辩护。在革命时期的漫画中,伯克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耶稣会士,身着黑长袍,头顶四角帽,对一个经久不衰的谰言顶礼膜拜:他在圣奥梅尔(Saint Omer)那个制度的温床上受过一定的培养。

   然而,也有一批读者并非感情用事地断定,伯克终于发疯了。实实在在地说,伯克的头脑有时着实令人费思量,摸不准他是天才还是精神错乱。脾气暴躁,动辄指责人们对他视若无睹,总是超出合理的限度进行争论,这些早已成为伯克在公共生活中的明显特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伯克特色"一词,被人用来指称那些夸大其辞的主张。小册子批评家开始把他叫做"天才的疯子"。有些漫画则把他描绘成堂吉诃德,挺着长矛攻击想象中的风车,狂怒的脑袋上火花四溅。像福克斯那样的密友则开玩笑说,很高兴看到伯克反对革命,因为,假如他支持革命,他的苛求无度肯定会把他送上绞刑架。《沉思录》的某些内容措辞激烈,把国民议会的成员刻画成一群无能之辈,认为法国人食人成癖,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混乱的见解。

   真知灼见掩藏在夸大其辞之中。书中的那些智慧有时也仅仅像是出自白痴之口。对伯克极为熟悉、也知道他的见解不近情理的人士有一个最终的解释:伯克写作《沉思录》抱有一个糟糕的意图,就是要把他的思想权威再次强加给辉格党。伯克的庇护人罗金厄姆侯爵1782年去世,此后伯克便日渐被人冷落。在七十年代,他已是公认的辉格党党义裁断人。到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福克斯、接着是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向这一角色发出了挑战。伯克对此忧心忡忡,前者曾是他的门徒,勉强还能接受,而后者却是既无德又无才。因此,明显被视为一个政治影响不断衰落的人物,确实令人恼火。在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进行弹劾的漫长岁月中,伯克辛酸地抱怨说,他是唯一尽心尽力定期出席审判并对此事给予应有关注的案件委员会成员。在1788-1789年的摄政危机期间,竟无一人征询过伯克的意见,即使他发表意见也无人倾听。对于受到这种"轻视",他公开表示感到"厌恶"。有了这个背景,《沉思录》的写作原因这一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本书不过是伯克用来重获他对辉格党党义的思想控制的个人宣言。它所做出的严肃评论,与其说是针对法国政治,不如说是针对英国政治。

   说到《沉思录》的写作动机与英国政治而不是与法国政治有关,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忽视了它。事实上,伯克是要教训一下英国人。说他主要想重建自己的事业,这并非实情。他有着远更重大的文章要做。从根本上说,伯克认为1789年法国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九十年代的英国。《沉思录》的目的就是动摇那些政治精英的自鸣得意。他要让他们相信,法国人决不是在重演有节制的1688年英国革命,而是为世人上演了全新的一幕。早在法国军队越过边界之前,伯克就已明白,革命的观念将会对外输出。革命表现出了以往在欧洲政治生活中从未见过的傲慢,使大陆文明的结构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威胁。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也处于危险之中。伯克对一位朋友坦言:"我曾就这一想法说过,一种新型的、共和主义的法国式辉格党原则正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

   伯克的命题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因素,在1789年的英国也同样存在。《沉思录》用大量篇幅对此进行了证明。首先是那些宗教上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被拒绝给予公民权利,因而对整个政治制度心怀不满。法国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率先攻击天主教会,这并不值得奇怪。伯克在引用拉博·德·圣艾蒂安(Rabaut de St Etienne)语录时,很清楚自己是在使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语言。在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持不同政见的牧师是八十年代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在"革命协会"--它的活动促使伯克采取行动--的聚会上,雷夫德·里查德·普赖斯(Revd Richard Price)在餐前布道中发出了挑衅。他和他的朋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与拉博·德·圣艾蒂安和阿贝·西哀耶士(Abbe Sieyes)如出一辙。他们或者是作为不信国教的教士反对排斥异己,或者是作为国教内部的叛逆,打算从主教和寺院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益,他们全都处心积虑地传播有关人权的无稽之谈。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英国,那些改革派社团--伯克称其为"公开的宪政之敌"--中的激进牧师,同二流的潜在革命派--"政治文人"--多有过从。伯克极为蔑视英国的业余哲学家和他们的楷模--更有名气的法国作家。在他看来,像卡佩尔·洛夫特(Capel Loftt )、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爵士以及霍恩·图克(Horne Tooke)等等蹩脚文人,不过是在模仿更有名气但却同样误人视听的孔多塞和卢梭的思想。对于后者,伯克更是怀有特殊的敌意。这些人之所以气味相投,是因为他们全都决心推行"一种并不适用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政治方案"。他们的思想有着根本性的缺陷。由于首先看重的是原则而不是经验研究,他们对于"人的权利学说如醉如痴,以至完全忘记了人的本性"。在这方面,英吉利海峡倒是没有什么屏障作用。这种哲学家既是一种法国现象,也是一种英国现象。革命前双方就有着不断的哲学交流,革命后那些激进社团则是弹冠相庆。伯克试图揭露一个使法英两国面临同样威胁的颠覆网。

除了激进的牧师和业余文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阴险、更为凶暴的角色,用伯克的话说,可以称其为"投机商"或"经纪人",整个这一阶层可以叫做该死的"资本家"。他们可能会支持一场革命,以便得到一份被重新分配的财富,而这样一场革命必定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1789-1790年法国教会遭到的洗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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