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台湾教改20年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0 次 更新时间:2014-08-08 11: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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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进入专栏)  

  
台湾的教育改革运动以1994年的“四一〇大游行”为起点,今年正好是20年,两岸都有一些纪念。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读书会,研读了“四一〇”教改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黄武雄所著《台湾教育的重建》,是对台湾教改运动的记录和解读,其中《希望的火花来自民间》,是“四一〇”教改运动的宣言,其余是对各项教改诉求的方案论证,以及十年之后对这一运动的评价反思。4月下旬,我随北京教育NGO的代表团实地考察,对台湾教育重建的进程和成效有了更为真切的实感。

   台湾的社会转型是从1987年“解严”开始的,到1994年已经有六七年时间。这个过程本身深具意味,正如黄武雄所言:当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到来时,教育仍然是最滞后、最边缘的议题,其他的各种议题——政治的、司法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都更具有优先性。议题滞后或许也有好处,就是有更充分的理论准备、更成熟的社会运动经验。“四一〇大游行”是一种“揭竿而起”的社会动员,将变革教育的议题强烈地推到全社会面前。其要冲决的首先是威权主义的教育桎梏,“教育松绑”是“走出戒严”的社会转型在教育领域的表达。当时对台湾教育问题的批判,多针对政府的集权管控。一是升学主义,片面追求文凭、学历,导致了学业负担过重。二是管理主义,行政凌驾于教育之上,教师和学校缺乏专业自主性和尊严,威权主义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自上而下地进入学校,背离了儿童教育的目标。三是粗廉主义,廉价的、大批量生产,大班大校而不关注教育品质,使学校沦为教育工厂。“四一〇”教改运动的四个具体诉求,分别是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前后两个并不在一个层面。“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包含了重视个体发展,扩大教育机会、尊重多元文化,保障弱势群体等社会主义的内容。

   理解台湾教改运动的关键,是政府和民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机制。“四一〇”教改运动的诉求迅速成为全民共识,其直接结果是“行政院”组成了由李远哲领衔的“教育改革评议会”,制定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1996年李远哲教改总报告提出的“五大方向”是:教育松绑,带好每一个学生,畅通升学管道,提升教育品质,建立终身学习社会。主要理念是通过对教师、家长、学生的赋权,实现教育松绑和教育民主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表述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国际化。这与民间的教改诉求是大致一致的。随后教改进入由教育部实施的过程,一系列教改项目的拨款执行,台湾教育开始进入了“重建”的阶段。

   在台湾教改运动中,官民两个群体在共同推进,负责操作和实施的是行政院和历任教育部长,包括郭为藩、吴京、林清江等等,理念倡导则以黄武雄、史英、丁志仁等民间教育家为主。台湾的教改从民间开始,而且有清晰的教育哲学和明确的教育主张,它主要来自黄武雄。黄武雄是台湾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同时也是教育研究者、作家,社会运动领袖。他很早就对教育有深入的研究,《童年与解放》是讨论儿童哲学的,《学校在窗外》顾名思义,体现了他对学校教育全新的思考。2000年后出版的《台湾教育的重建》,则是对台湾教改运动实践的总结和反思。

   一场实质性的教改运动必须有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教育现代化的真切理解,而不是短期热点的追逐应对。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黄武雄秉持人本主义教育哲学,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不能被任何人当作工具。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创造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复制我们的过去。因而,与集体主义、精英主义、人力规划、上智下愚这样的观念抗衡,他强调个体发展,重视个别差异,教育是以每一个人为本,而不是以少数人为本,是通过个人的自由选择获得最大内在发展。他在反对知识的片面化、工具化和功利化、反对教育成为驯化学生的过程的同时,明确反对人力资源规划,反对人为的强制分流,强调“适才适性”,让人充分的生长,成为你自己应有的面貌。这就是“实行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背后的价值基础。

   基于自由教育的理念,黄武雄首先倡导使儿童免除压力和恐惧的教育,他创办的民间组织“人本教育基金会”,以反对体罚学生,倡导 “不打孩子的教育”而闻名,取得明显实效。同时,他对儿童教育哲学做出自己的构建。在《童年与解放》里,他解析了儿童的两种能力,一种是“自然能力”,是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需要做的是保护儿童的这种能力。另一种是“文明能力”,主要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是需要后天培养和发展的。黄武雄他们举办的“森林小学”,是最早实施自由教育的“另类学校”,在岛内享有盛名。基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黄武雄对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非学校化教育,“自主分权主义”、去中心化,离散化、分众化,本土化与世界化等价值的倡导,使得学校社区化成为正式的教育方针。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简称“社大”),也是在教改运动中由黄武雄所倡导推动的,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成人学历教育和老年大学不同,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他引用“歌声歇处已斜阳,犹有残花隔院香”这样的诗句,比喻多元文化的概念。

   台湾教育改革的路径设计,则是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是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从而使教改不再是教育内部的自我完善。黄武雄认为,教育改革的议题很多,但必须关注释放学生心智,发展下一代想象力这样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迷失方向。同时,要关注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即通过改善教育环境来解决教育问题。黄武雄提出两个“代替”:以“开放—鼓励—发展”代替“封闭—限制—计划”的管理机制;以“自主—监督”代替“集权—管制”的官僚化体制。通过权力下放,促进中小学社区化;通过师资开放,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通过教师自由化,发展学校和学生自主的文化。

   20年来的教改实践,台湾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非常之多,比较重大的如1990年推出国中(初中)毕业生自愿就学方案,废除高中考试,以减轻升学压力;2001年联考制度改革,即高考制度改革,实行多元化多渠道入学;放开对教科书的垄断,实行教科书多元化;实施九年一贯制课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开展的课程改革;中小学社区化改革,将资源、权力下放到学区,社区和家长共同参与学校建设;师资的多元化和自由化,教师资格完全放开,赋予教师充分教学自主权,从而遏制教师反向淘汰的现象;将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还有实行综合高中的改革,学习美国的做法,在高中阶段把学术型和职业型合为一体;尊重和保护原住民文化等等。

   究竟如何评价台湾教改的成效,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近些年来台湾社会对“教改乱象”的批评不绝于耳。如“教改愈改愈乱,教育危机愈陷愈深”,“大学过度扩充,高教品质日益低落”,“各种眼花缭乱的教改方案,使得莘莘学子的黄金岁月变为惨绿”等等。一个旁注是教育部长十年间换了6位,平均任期不到两年。2003年7月,台大心理系黄光国教授发起、百余位教授组成的“重建教育连线”发布《终结教改乱象,追求优质教育》宣言,使社会对教改运动的批判达到高潮。

   在不同国家,教改总是成为众矢之的,首先是因为教育自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解决实际问题比提出问题要艰难得多。舆论对教改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推进上,有些措施在未有足够配套措施前贸然实施,有些引进的国外制度和理念产生“南橘北枳效应”,有些举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部分问题,制造更多问题”。如教科书多元化造成了家长教育费用增加;快乐教育可能降低学业水平;推行“建构式数学”或对学业成就有不利影响;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出现花费增加,“多元入学”成为“多钱入学”;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等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政党轮替中教改成为蓝绿政治互相攻击的靶子,放大了教育问题。对教改成效,黄武雄自己有一个基本评价:有成有败,成多于败。以我们外部人的观察,应当说总体而言,台湾的教育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看到的台湾教育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政府、学校、老师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学校实行以学生为中心、善待儿童的教育,废除了体罚。小学基本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比较生动活泼。随着实现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联考制度等等,中小学已经出现比较宽松的环境,丰富多彩的教育实验和多元化的教育格局。虽然初中以上还有课外补习,学生学业压力大仍备受批评;但与中国大陆的现实已不可同日而语。以2012年OECD组织的PISA测试为例,上海蝉联冠军,前10名主要是日本、韩国、台湾、澳门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台北的成绩是数学第4名,阅读第8名,;但是,台北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只有上海的1/2!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改的成效。

   政府的教育责任非常明确。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已经不是问题(台湾学者问我们什么是“小升初”)。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和教师受到良好的对待。除了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的公共服务也很到位。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弱势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对学生免费,叫做“补救教育”。

   与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同步,教育民主化的成效最为明显。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局面已成过去,体制内外的区分已经相当模糊,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格局。我们遇到的校长、幼儿园园长,无不十分自信地侃侃而谈,对学校共同经营的架构和自己的职能角色十分明白。我们参加了由“国家教育研究院”、地方政府教育局以及教育NGO联合举办的“均优学习论坛”,“国教院”居然与NGO共同举办论坛,免费提供会议场所和住宿,实在是超越我们的经验的。就在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讨论和改变的。典型的例子,是对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平等对待。去年8月,台湾已经修改立法,把“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作为“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加以合法化。

   当年“四一〇”教改运动提出的四大目标已经实现。时过境迁,有些已经走向反面。“广设高中大学”是最受非议的。今天的现实是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175所高等学校,其中三分之二是私立学校,民间的说法是“想要考不上大学也难”。同样,批评者认为“小班小校”的实现并非政府善治,而是由于“少子化”的现实。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内地同样少子化的过程中,“小班小校”的目标至今没有出现;相反,各地致力于撤并学校,集中规模办学,乃至打造巨型学校、“航空母舰”!

教育改革是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台湾教改成效的不同认知,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在教育价值、发展观上的深刻分歧。《台湾教育的重建》中最富启迪的,是以台湾教改为案例,对改革的“动力学”的揭示。黄武雄分析了教改中的左右翼思潮。左翼主要是民间教改力量所代表的社会大众,关注社会公正,强调政府的教育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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