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Civil 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14-08-08 0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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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进入专栏)  

    

   摘要:  市民社会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是指与君主专制的野蛮社会相对的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在启蒙时代,市民社会增加了时间维度,成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较发达的法治社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变成结构性概念: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组织,它是自由平等的法律生成之地。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两分的传统,将它转化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经济基础。现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走向两极:葛兰西的革命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的建制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切割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块,这就形成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政治国家的三元结构。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使政治国家取得合法性,并且是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建制。从逻辑上来说,市民社会理论以科学的社会分类学概念为起点,走向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再从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嬗变为社会结构分析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最终回归社会,成为一个推进社会进化的实践理性概念。

   关键词: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公共领域 文明社会 法治

    

   长期以来,世界性的市民社会研究经久不衰,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研究的主流当然是西方学界。西方市民社会研究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市民社会的概念解析,二是对市民社会与民主、市民社会与现代性、市民社会与全球化等关系性命题的解析与论证。

   在西方概念逻辑的学术传统下,挖掘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学者概括出三种市民社会观念:公共生活、良善社会和公共领域。[1]第一,作为公共生活的市民社会。就分析面向而言,市民社会是公共生活的方式。市民社会区隔于国家和市场,旨在提升公共利益和促成集体行动。因此,它通常被比喻为“第三部门”:包括居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所有组织与网络。然而,这并不预设这些共同生活方式均共享一个规范性共识或者共同的政治议程。第二,作为良善社会的市民社会。在规范面向上,作为良善社会的市民社会是人们所期望的社会形式。它是文明的存在与生活方式所型塑的社会类型,被视为互助的领域而非自利的场所,被当作培育“心灵习性”的温床。在其中,各个组织可以有不同的规范议程,但是它们也可共享相同的规范议程。第三,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这种理念将市民社会看作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审议、理性对话和行使“积极公民身份”的舞台。这种观念着重强调市民社会的民主潜质,认为倘若没有意识到公共领域在民主及其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无法对市民社会形成完整的理解。当然,这三种观念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在关系性命题的研讨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联。有学者通过考察市民社会的观念演变和历史传统,阐明了市民社会的民主潜质,认为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从古典时代延展至中世纪,时至“经济人”的涌现和民族国家的诞生,逐步成为促成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并且是当代经济正义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条件。[2]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看法,他们通过研究市民社会的文本与实践,概括出市民社会的扩张、民主化和政治化等三个主要趋势,主张市民社会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毕竟纳粹德国的历史表明,民主的敌人也会利用市民社会的组织文化实现其反民主的目标。[3]另一个关系性命题相当复杂:一个分析意义上的“强大的市民社会”如何造就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强大且文明的社会”,以及公共领域对于促成二者有何作用。对此,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将这三者有机地关联起来,进而形成了新型的市民社会观念:全球市民社会。全球市民社会观念催生了全球民主理念,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尽管形成世界政府的征兆尚不明显,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当且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立足于可责性,而全球治理中的责任鸿沟可以通过市民社会来填充。[4]也有的学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加强公民教育,将全球市民社会和协商民主相结合,以实现全球正义。[5]

   国内学界对市民社会成规模的探讨是从1993年开始的。[6]这一研究明显受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的启示,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早期的学者集中于研究市民社会的含义,他们认为构成市民社会的要素有三:(1)以市场经济为基础;(2)以契约关系为中轴;(3)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无论是邓正来、景跃进还是夏维中、萧功秦、朱英概莫能外。[7]第二,对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8]《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等等。[9]第三,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的考察,这明显沿续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脉络。例如《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10]《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等等。[11]第四,关于市民社会理论史与实践史的考察。例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12]《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1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等等。[14]

   上述研究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别是中国学界的研究突破了将市民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化处理的历史惯性,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及其实践价值、市民社会的历史现实等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中之一便是对于概念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相关概念史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概念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上)》,[15]《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16]《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等等,[17] 这些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也为进一步对概念的发展历史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其二是将概念史与社会史放在一起研究,将它纳入到固有的理论框架中去理解它,例如《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和社会历史基础》,[18]《“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等。[19]这种研究自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它的短处:不仅存在论述上的困难,而且将概念的发展单纯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概念发展本身的逻辑。有的则旨在从历史上不同的概念中总结出市民社会的一般意义,“指出市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独立的个人, 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联合体, 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明。”[20]但是由于不同时代和思想者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兴趣不同,试图得出一个统一的市民社会定义显然是困难的。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进行“贯通性”研究,力求理清这一概念发展的脉络,揭示概念本身发展的逻辑,挖掘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论贡献,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及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论贡献。

    

   一、作为文明社会的civil society

   中文的市民社会一词由西文civil society一词转译而来,其它转译还有公民社会、文明社会、民间社会等等,以市民社会为常用。civil society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概念,古往今来人们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或用以对社会分类,或以寄托政治法律理想,或用作社会分析工具,它是长盛不衰的、引领西方政治法律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这一流淌于西方文明中的精神瑰宝在绵延的西方历史上,以三种不同的面向呈现出来,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让我们从它的源头说起。

   1.古典时期:作为社会类型的“文明社会”

   在词源上,civil society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Politike Koinonia”。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首先使用“Politike Koinonia”(Political Society/Community)这一概念,其含义为与野蛮相对称的“政治社会”。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将社会分为两种:政治社会(Politike koinonia)和野蛮社会。在这一分类中,政治社会即城邦社会,它只存在于古希腊;野蛮社会则是指以波斯为代表的君主专制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社会”是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的法治的社会,而野蛮社会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专制的社会。《政治学》一书的核心命题便是如何组建这样一个“Politike Koinonia”。可见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政治社会就是所谓civil society,公民在法律下的联合。公元1世纪,西塞罗将PolitikeKoinonia”转译为拉丁文societascivilis。1260年,多米尼克会教士Wilhelm Von Moerbeked在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拉丁文时,就用Civitas来对译古希腊文Polis(意为“公民之家”),[21]到14世纪,societas civilis被译为英文civil society并沿用至今。

   这个转译的过程告诉我们,所谓civil society在早期就是指“城邦”,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政治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意义有四项:一是从社会主体来说,它是公民为主体的社会,或者以公民为原子的社会,以区别于一家一派的社会;二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是公民管理——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的社会,以区别于帝王管理的臣民社会;三是它的目的是公民的公共利益,区别于以统治者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四是这样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非法治不能建构,非法治不能运作,以区别于种种人治的社会。这个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核心意义是公民的联合。

   在古希腊,Civil society主要是一个关于社会类型的概念,是对不同的社会进行描述与分类所使用的概念,体现的是希腊“科学的”理路,它是指作为共同体的生活方式(Civil society as associational life),它包含了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在内,即个人生活与政治国家(城邦)都属于Civil society,甚至可以说它主要是指政治国家。因为在个人生活这一层面,古希腊罗马都实行家长制(特别是早期),决定个人权利的是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不是Civil的身份。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只有“公民社会”才是文明的,因此,“公民社会”也即“文明社会”,与它相对称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野蛮社会了。在这个意义上,Civil society又是具有伦理意义,这体现了古希腊科学与伦理学分化不彻底的学术状态。

   2.启蒙时代:作为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文明社会”

   西方中世纪教会至上,前期的基督教神学以柏拉图主义为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主义沦为异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遭到查禁,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市民社会思想顺理成章地被“遗忘”。到了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实行了基督教哲学基础的转换:由柏拉图主义转向亚里士多德主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随即被译为拉丁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下子从地下升到云端,教会理论家和帝国理论家都争相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寻找理论武器,市民社会概念遂得以复活。但是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市民社会一词,“主要是指政治社会或城邦国家,其内容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赋予此词的含义。”[22]

到了启蒙时代,civil society转意为一个与自然状态对称的概念。此时的“自然状态”与亚里士多德描述意义上的、作为类型学的“野蛮社会”是不同的,这个“自然状态”是学者想象的公权力生发之前的初级社会,是“自然状态、自然理性、自然法”这一理论框架的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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