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Civil 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14-08-08 0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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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进入专栏)  
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39]

   第三,为作为社会结构的市民社会增加了时间维度,从而将市民社会由一个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所使用的概念,扩充成为同时描述社会发展所使用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40]“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41]这里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都有与之相应的市民社会。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与他的市民社会的思想前辈的思想都有很大差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市民社会是文明的社会,不包括野蛮社会;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市民社会是理想的社会,时下的社会需要走向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自由的、形式平等的,它是一个“理想类型”,或者只是一个分析所使用的概念。

   第四,继承和发展了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政治国家,他们指出,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42]这个官僚国家“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军事、官僚、僧侣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他称这个集权国家为:“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43] 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进一步指出,“表面上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44]二是将对政治社会的批判延伸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解放”的理论提供了分析工具。在此前,西方思想界关注的是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马克思称这为“政治解放”,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将人的解放的视野扩充到从“市民社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解放。在他们看来,人的解放不仅需要摆脱政治国家的压迫,而且需要进一步摆脱“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45]甚至要“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46]

   第五,世界市民社会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47]这当是世界市民社会的思想,后为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四点重要内容或多或少都源自黑格尔。如果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仅限于此,我们就遗漏了其中的重要内容——源自古希腊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只是古希腊市民社会在更高层次上的复活。前已论及,古希腊的市民社会(Politike Koinonia)的真谛是自由人的联合——Community,这一点很适合法律系毕业的马克思的口味,但是Politike Koinonia的主体仅限于公民,它是“公民”的联合,而不是所有人的联合,这显然与马克思特殊的自由理论——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理论——相悖,因此一个新型的联合体——“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就成了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48]

    

   三、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

   20世纪市民社会研究的中流砥柱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莫属,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重大发展,这个研究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30年代,以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为代表;第二次是从1960年代至今,以哈贝马斯、阿拉托、柯亨等为代表。现代civilsociety理论发掘了 society一词的“团体、会所”意蕴。依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解释,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理论上,其制度机构与政府,家庭和市场不同……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civil society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49] 这一理论明显地将市民社会定义为政治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当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早在上世纪初,葛兰西就提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50]葛兰西的这一理论表面上承袭了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两元分析框架,但是却赋予完全不同的内涵,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社会-国家-经济的三重分析框架。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基础是与市民社会同义的,是社会的“基础”部分并与政治国家相对立;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成为与政治国家联姻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使市民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自由平等的,是法律的摇篮,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加盟政治国家,成为“霸权”性质的存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阻力。这就将无产阶级所攻击的目标由资产阶级的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政治国家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比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还要革命的理论。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只“适用于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而不适用于民主地管理国家。”[51] 显然,葛兰西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激进改造,是对当年意大利社会法西斯化的理论回应,特别是对现实中文化加盟政治,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有力帮凶所表达的愤慨,因而具有明显的情绪色彩,背离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经典含义。

   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西方左派对苏联的迷信逐渐式微,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试图走出苏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套路,他们力图在批判与推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化方面争得一席之地。因此他们再次从西方悠久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寻找资源,作为批判西方社会的武器,于是市民社会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是批判归批判,其目的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拯救”。诚如所言,“一个恰当的市民社会概念能够解决当代的社会分析及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而言之,这一概念还能说明使民主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计划的可能性和局限性。”[52]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当是鼎鼎大名的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经典是初版于1961年的《公共领域的历史转型》,这一划时代的著作一出版就在学界引发轰动,单单由卢希特汉德出版社就印刷了17次,并销售一空,成为大学不同年级的教材。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从分析公共领域的历史转型开始的。哈贝马斯认为,区分公域与私域,主张私域自治,据此来界定公权力的界限,这是古希腊罗马政治的核心理念。[53]但是在中世纪,这一传统中断,“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它们同源同宗,都依附于土地,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当作私有权对待。”[54]这种“公权私有化”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倒退,它的结果是真正的私人领域的消失。哈贝马斯的这一判断不仅包含了用市民社会理论对中世纪的重新解读,而且隐含了对市民社会的重新定位。

   哈贝马斯将市民社会的复兴看成是新时代产物,但是这个市民社会显然已经不是古希腊的城邦社会,而是黑格尔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它从黑格尔的两元结构论走向了三元结构论。哈贝马斯认为,在告别中世纪的过程中,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与私人权利的兴起,古希腊罗马的公私两分制度再次被发现。统治阶层“最终从等级制度当中走了出来,发展成为公共权力,部分归立法机关(部分归司法机关);劳动阶层一旦在城市企业和某些乡村中扎下根来,就会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55]这种对立必然招致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对。[56]政治国家对日益生长的市民社会的控制导致市民社会的反抗与变形,这一互动过程这就产生了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的历史转型:从单一的国家的公共领域发展成为双重的公共领域——作为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的公共领域和国家以外的公共领域并存,后者是公共权力以外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公共领域当然是一个整体,但是“作为公众聚集以迫使公众舆论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这个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又是相分离的。”[57]这个公共领域与传统的以权力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是不同的,它是基于公民的联合,它以批判为特征,公共舆论是它的核心。

   据哈贝马斯的研究,这一公共领域的兴起在西方大约经历了两个世纪。这一过程首先与邮政和新闻相关。在西方,新闻是与商业相关的,但是,政府“很快就用新闻媒体来维护其统治。他们通过这个工具发布有关命令和规定,这样,国家权力的管理对象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58]这种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在18世纪的英国产生。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公共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从那时起,“民意”、“人民的普遍呼声”以及“公众精神”成为反对党可以诉诸的实体。[59]与此同时,西方各国就产生了“公共”这一词汇。英国从17世纪开始使用“公共”(Public)一词,但是当时的含义是“世界”或“人类”,法语中的“公共”(LePublic)一词最早也是“公众”,而“公众”一词在德国则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并从柏林传播开来。17世纪末,法语中的“aublicute”一词被借用到英语,成了publicity;德国直到18世纪才有这个词。批判本身表现为“公众舆论”,而德语的“公众舆论”一词是模仿法语在18世纪下半叶造出来的。英语中的“public opinion”大概也是在这时出现的。不过,在此之前,英语中已有general opining 一词。在18世纪,公共领域有了公共权力的意义。[60]公共领域法律化的开创者与代表无疑是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91年宪法将它作为序言,并在第十一段加上“公共领域”一条:“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最可宝贵的人权之一。人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61]从此,公共领域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当性,“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这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

哈贝马斯的上述理论极具创造性,自然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作为回应,在与初版时隔将近30年的1990年版的序言中,哈贝马斯以极其大度的态度对1961年的著作作了三点修正。第一是关于私人自律的基础问题。他原本认为,当“平等公民普及以后”,“公民自律”的新的基础要等到“民主控制扩展到整个经济过程中时”才可能,现在他则认为大众“自律地位倚赖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保证”。[62]也就是说,他将新的公民自律归结为法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第二点修正针对第五章《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18“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哈贝马斯说,“我有关从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这一发展线索的论断过于简略。”[63]即承认公众的文化批判功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第三点修正是对第四章“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公共性的矛盾观念(穆勒和托克维尔)”的否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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