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摧残社会,必驱致一邪魅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7 次 更新时间:2014-08-08 0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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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或曰,后发国家,危机者三。曰“主权危机”,曰“社会结构危机”,曰“个人自由危机”。具体就百年中国的立国进程来看,一种历史解释认为,综理百年,首在解决主权危机和国家建构,与此同时,照顾社会,建设社会,从而有了今天这般光景。从今往后,从容迈步,不妨多多关照人权,也不妨得闲照看一下后现代的某些错乱与危机,修整一下无主彷徨和意义失范。照此解释,百年变迁,左、右两翼威权政体前后接续,仿佛均依此行事,而等因奉此者也。

   若在规范意义立论,此说固无可议。但若谓实然,不免有违史实。朋友,揆诸百年中国,自民初而至国朝,无论何种政体,用心用力,事实上一直都在摧残社会嘛!不是消极于未曾扶持社会,而是积极于罔顾社会、摧残社会也。前半段,国共两党水火不容,砍斫不休,以“党治国家”集聚力量,拿社会开刀,而为政治开路。介入程度有别,方式方法不同,而理路和目的并无二致。中国社会之凋敝,士绅阶级和伦理结构之毁灭性覆亡,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进而,长远观之,庶几乎可望谅解。德位恃立、理势二分的中国式治道,以高蹈理想指引却又深蕴于世道人心的自然法式政道,以公道为正道的政治正义,经此磨劫,几乎消弭无形。成王败寇的霸道政治文化、粗厉不文的鄙俗做派与尊崇“成功”的势利商业风尚,如鬼火憧憧,遂忽闪于神州。

   就民国治下而言,虽说1919年后新文化运动多所冲击,但因政制无力,且需应对割据,一时间分心无术,因而乡村社会基本得以暂避,所受破坏较小,基本社会结构及其义理脉络尚能多所保存。不过,国民党从来不曾死心,藉由新生活运动和地方自治,以及保甲连坐体制安排,一心要占领乡村,同样因为面对内忧外患,邦国政治转型未久,积蓄有限,力所不逮而已。时当193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曾喟言,此刻傥论地方自治运动,无异于“莫大的苛政”,原因在此。

   与此同时,中共在乡村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西洋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理论偏锋心领神会,活为利用,当作嵌入乡民生活、彻底打翻乡治结构,从而借以翻腾政治契机的抓手。其之利用人性隐曲,正视大众苦难,倡导社会革命和政治解放,进图政治目的,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其后,更于位尊九五,大刀阔斧,在城乡两极彻底摧毁传统伦理。虽欲“破旧立新”,而新旧脱节,新制强悍却无道德根基,社会遂散了架子,只能依恃一统政治维持。特别是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等于取消数千年乡制传统,将文化中国连根拔起,真正是翻天覆地。而生民凋敝,饿殍遍野,伤天害理,为两千年国史所未见。社会自此不复存在,乡民村社更是沦落至悲惨挣扎境地,率兽食人,至今未曾复原。

   因此,衡诸百年中国文明的重建历史,其进程,其轨迹,不妨说,多半时光,不是在建设社会,毋宁,一直在摧残社会,而无所不用其极矣!傥论左右威权均以建政立制和作育社会并举,要么是理论瞎子,见不及此,要么是罔顾史实,另作他图。

   本来,上述三大危机迭现,而解决次序有别。可惜,既是后发追赶型国家,“世代重叠”使得“时间丛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纷至沓来,一国之内,“世代”纷乱如万花筒。其间,孰先孰后,谁重谁轻,虽说讲究得很,却又不遑细究,常常是手忙脚乱之后回观反思,始觉次第错乱,却已回天无力了。从而,就立国进程所当处理的诸般重要主题而言,国家建构与社会重组齐至,追求主权与保障人权并来,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搅成一锅粥。它们辐辏于“当下”,激荡于“此刻”,一时间俱涌心头,没法按部就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就这么走过来了,过来就过来了,无法重头再来,唯余遗憾夹杂着庆幸。

   不过,话说回头,虽说在此时段中历史进程自有主张,人的意志空间有限,但是,还是有一些基本底线。触及底线,将使一切行为,哪怕是初衷良善的政制设置,彻底失去正当性。譬如,对于基本人伦的尊重和护持,任何政制措置均不能以伤害和摧残家庭及其伦理结构为代价,有关人类尊严和社会大众维续基本生存的社会条件等等,即为底线所在。否则,以摧残社会和戕害基本人伦而求特定政制之伸张,结果不啻毁灭人生意义,这日子没法过,人世顿成地狱。这时节,任何傥论美好生活和理想愿景的说教,要么是眼睛瞎了,要么是虚伪透顶,要么是没心没肺,或者,狼心狗肺。

    

   二

   或谓,所以摧残社会,旨在聚集资源,提炼“国家能力”,类似于政治生活中施行“民主集中制”以提炼和集聚政治意志,旨求统一步调,纲举目张,“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其势也必然,其情也悯然,其理也煌然,而其效昭昭然矣。

   然耶,非耶?舍却此途,宁有他径?

   此事说来话长,牵扯广大,难以一时讲清。自一面而言,上层政制自顾不暇,无以照拂社会,任其凋敝,在转型国家的语境下,自可理解。前文说百年期间,政制摆布社会,“长远观之,庶几乎可望谅解”,正是就此并且仅仅就此而言的。实际上,自清祚崩溃,中国社会便如草蒿,几乎自生自灭,无人收束。但因数千年生聚,儒学教养深厚,早已濡化至于民间洒扫,一切早有定制,但凡政制横力未及之处,尚可善自维持。横向比较,但看今日“失败国家”的情形,不仅败在政制窳败,而且败在社会发育程度有限或者竞无社会可言,情形多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迄至常态发展时段,则政制多所放手,守住提供公共产品底线,任由社会发育,更是一般通识。除非政制本来就想压在社会头上,谋取自家私利。实际上,正是近代自由主义学思之运作,才使得政府变成了一个庞大而深具侵略性的力量,早成社会的异在结构,自反面说明了健全有力的社会存在的极端重要性。

   另一方面,倘若摆布竟至于摧残,甚至是毁灭性摧残,则虽然集聚了“国力”,但何尝不是适足以削弱了“国本”呢?难道非如此不可吗?本若不存,所谓“国力”要它做什么?又往哪里投放?以聚集资源,提炼“国家能力”为凭,在某种意义上,如转型政治和功利政治的意义上,当然振振有辞,但其伤及根本,却也是上述“意义”难以转圜的。实际上,拿人命不当回事,目为数目字,傥言“国家这么大,哪天不死几个人”,使任何意义都失去了意义。若说时当国难,譬如抗日战争,救亡动员,没法不“特事特办”,顾不了那么多,似乎有理。殊不知,国难之际的“动员”和“参与”,恰恰是社会伸张之际,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民众的国民意识和公民觉悟的自我启蒙,意味着中国之为现代国家在社会层面扎下了根。历史早已证明,八年抗战聚拢万众一心,“现代中国”浴火而生,终于挣扎出一个雏形。此与常态时段动不动拿社会开刀,某些地方看上去好像有些相似,却属于绝然不同的两回事,同样无法混为一谈。

    

   三

   由此铺展开来,将眼光放远,在“国家与社会”这一西式格局中立论,不妨说,任何以摧残社会来“集聚国力”的做法,都是反历史的,非政治的,更是不人道的。197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夫德·吉尔兹等人开题研讨,会后辑集刊行,其中一篇文章,“新国家,旧社会”,对此多所伸论。[i]塞缪尔·亨廷顿据此伸论,指认英国是“新国家,旧社会”,造反立国的老美恰恰相反,是“新社会,旧国家”。[ii]殖民地人民外放两百年,起伏生聚,体认到皇权之下有自由,因而,问题只在改变国家间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庇护制度和封建依附制度,削除贵族与平民的身份沟壑。近代以还,美国是唯一先有社会,而后立国的大国。与之相对,母邦英国“光荣革命”后率为天下先,将一个叫做现代和现代政治的魔灵引入人世,于上层建筑标领新潮,于歪打正着中“侥幸”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美国人在此整整晚了一个时段,还误将都铎王制允为“先进”,架设于新社会之上,而形成“新社会,旧国家”的格局。可外打正着,误打误撞,后来就是别开新局,说明形势比人强,老话并非不能解释新事。但无论新矣旧矣,社会与国家之各有畛域,两相搭配,决不容政制之摧残社会,则为不二准则。

   回顾这段往事,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保守主义政治哲学重镇,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不禁喟言:什么是美国总统?不就是“民选的皇帝”嘛!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民选的帝王也!可见,说来说去,不过是想阐明,建设新制,集聚“国家能力”,并非一定要决绝摧残社会不可也。相反,国力定须奠立于社会基础之上。社会发育,民间有力,则国力不请自来。

   说到百年来的中国转型,真正容忍社会的复原,不再折腾社会,民国政体始自迁台后的“土改”,大陆实际是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自此以后,大规模、有目的的摧残没有了,好歹予生民以喘息。私人,一个新型的社会物种,逢时而生,任你折腾吧!不过,也没有完全放开,或者,完全没有放开。相反,至多在经济交往、市民生活和伦理领域,往后退却几步而已。这不,反垄断未见效果,垄断有理论重又甚嚣尘上矣!那边厢,曾几何时,渝州打黑,首拿社会开刀,其“铲豪强”、“禁丝竹”,不仅漠视个体欲望,取消市民社会,而且,消灭私有资本的同时意味着拿下文要说的“经济社会”开刀。这是极权主义的理路,试图将权力覆盖整个人世。前两天一位社会学家傥言,建设社会须从法制起步。我说他在扯淡,因为社会建设当从自由放任开始,政治建设和国家建构才是法制的用武之地也。

   按照加尔布雷思的讲法,“美好社会”是一种具有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社会愿景。其中,尽管取向多元,但是,诸如个人自由、保障基本民生福利、种族和民族的平等、和平与宽容,以及分享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却是不可妥协的指标。[iii]它们既是美好社会的内涵,又无一不是以社会的健全为条件的,因而,给社会松绑,任社会随人性而发展,正表明政制自信,而政治有德矣!

    

   四

   说到底,所谓的“社会”或者“中国社会”,至少包含六重结构、六个层面。换言之,刻下的“社会”,其实应该是“六个社会”的复合体,才算合乎实际,进而,也才算合情合理。其于理想人世和惬意人生,乃至于“国力”,均缺一不可。

   第一重结构和第一层面,是“经济社会”。当年,约翰·密尔他爹,老约翰即已揭橥,“经济社会”以国民财富的创造、流转、分配和消费为主轴,是社会之为社会的基本功能所在。其以经济理性和互惠原则自立,讲求的是人生在世过日子的基本条件。无此功用,则生计无从落实,人群无以凝聚,社会无由诞生,所谓的国家更无法存续和发育,往好处说,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往坏处说,只能是强加的桎梏。

   第二为“伦理社会”。毕竟,人是伦理的产儿,终生终世,围绕着伦理打转,起居于伦理是人兽之别,也是人生的意义。具象来看,则血缘、亲缘的家庭生活及其义理结构,形成了以人情为纽带的人世格局,铺天盖地,无所逃遁。人之为人,几希处就在这么点儿人伦。若果“亲不亲,阶级分”,以党性取替人性,不是夫妻反目,就是父子相互揭发,我们还怎么活!抽却伦理之维,则人世不复为人世,人生顿成地狱。也就因此,公权力轻易不要进入伦理社会,容忍其自治自愈;更不能罔顾亲情、友情和爱情,以与人的基本情感作对为尚为荣。正是在此,左翼极权体制将伦理附属于政制,以摧残伦理来伸张权势政治,中西遍观,可谓创巨痛深。

第三是“市民社会”。其之适应人人皆为一种私性存在之需,满足人人皆可享有私性个体之福。如史家所论,退一万步,使民各遂其私,实为国之治道也。“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因亦徇天下人之私,使之自营自遂而不相扰,则此私产安矣”。再说了,“只循一身一家之计,不顾他人之私计,则为私;推其只循一身一家之计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便其一身一家之私计,则为公。” [iv] 因此,洗脚洗澡,搓食搓麻,任其去也。看官,将多余的欲望打理进公共下水道,不仅是在向人性低头,更是在顺应并提澌人性呢!当政者应当乐见人民沉湎于私性幸福,而庸常人世恰恰不能没有私性幸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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