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忆罗孚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1 次 更新时间:2014-08-07 19: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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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进入专栏)  

  


   北京双榆树南里新建小区一幢小楼的一个单元,两室一厅,窗明几净,1987年以后,我曾多次在那里度过愉快的下午。这个单元的临时主人就是香港报人、作家罗孚先生。所谓临时,其实很长,有整整十一年之久。

   我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周氏兄弟研讨会上结识罗先生的,他的露面令我吃了一惊。他发言回顾1960年代主编香港《新晚报》期间刊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情形之后,我趋前问候,并索要联系方式,他笑咪咪对我说:我知道你,你如不怕,可来我家玩;如果通信,那就写北京××××史林安收,我这才知道他还有这个名字。

   研讨会结束,我马上登门拜访,我有许多周作人研究上的问题要向他请教,没什么可害怕的。是保姆开的门,我开始还以为敲错了房门。他告诉我,这个小区住着不少名人,如有侯德健、有×××等。而且,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了保姆,负责他的饮食起居。我没大没小起来,惊呼道,这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他不禁笑了,但笑容中难掩一丝苦涩。

   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的话题,关于周作人、关于叶灵凤、关于曹聚仁、关于聂绀弩、关于香港文坛、关于他正在写的“燕山诗话”……他说自己保存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和其他单篇散文的手稿,将来如能回到香港,一定让我看,应该会对我有用。罗先生一诺千金,他1993年结束北京幽居回到香港后不久,我正好到香港访学,那天上午我们约定在铜锣湾一家茶餐厅见面,他拎着一个大包到来,打开一看,竟真的是厚达一尺高的《知堂回想录》全书手稿和十多篇未曾发表的周作人散文手稿,我后悔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拿着那么重又那么珍贵的的文稿出门,应该我去他家观赏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灸周作人手泽,一页一页翻阅,不免激动万分。后来他把《知堂回想录》手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十多篇周作人集外文也复印给我,我提供给钟叔河先生了。直到三四年前,我和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兄去罗府拜访,罗先生精神已明显不如以前,但记忆仍很清晰,见面就说你来得正好,我又找出几篇周作人文稿,忙不迭让罗师母拿出来给我看,对后学的关爱仍一如既往。

   罗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上不定期连载的“燕山诗话”,我几乎每篇必读。当时这组文字署名“程雪野”,我读时就怀疑到他,见面一问,果不其然。其中有一篇《饱吃苦茶辨余味:关于〈知堂杂诗抄〉》就是写的我参与其事的《知堂杂诗抄》的出版。“诗穷而后工”,我认为罗先生这组“燕山诗话”是他晚年的力作。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他在《序》中透露“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象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正因在京读了“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罗先生写下了一些诗话,并有了宣之于众的冲动。为避免发表后可能引起的麻烦,“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明报月刊》)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1990年代以后,他在北京三联出版《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着作,又署名“柳苏”(他所编的叶灵凤着《读书随笔》则署名“丝韦”),据说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唐宋八大家”中的这两家,一被贬广西,一被贬广东,而罗先生又恰在广西、广东都呆过。这个笔名起的妙,妙就妙在取这“贬”意,当然,他是被“贬”在京城。可惜我粗心大意,此事未及向罗先生求证。

   大概是1992年吧,我突然接到罗先生一封信,说幽居期将满,可能可以南归了,在京居所中的书刊要处理,你如进京,可来挑选。待我出现在他家时,他说:你来晚了,已有几位友人来过,刚刚艾教授又拿走了一批。幸好还留下一些,其中有一套《博益月刊》就全部归了我。当晚他请我到附近一家新开张的餐馆小酌,悄悄地告诉我:据说是有关方面开的,请我在这里吃过饭,菜肴倒不错,我自己也来过几次了。这是他第二次对我提到有关方面。对我而言,如果不是他蒙受不白之冤,留京十一年,恐怕也无机会与他结识,更遑论成为忘年交,不断请益求教了,世事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幽居终于期满,有关方面询问罗先生何去何从,罗先生答曰:哪里来回哪里去。于是他回到了第二故乡香港。罗先生南返以后,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香港文坛,诗文双管齐下,佳作源源不断,成功地实现了从“报人”(已无报可编)向作家的身份转换。《北京十年》的问世,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我三年前在《罗孚先生与〈北京十年〉》一文中就指出,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是他对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独到观察,是一份难得的真实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这个观点至今不变。

   此后,我每次到港,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和罗先生、罗师母一家及鲍耀明、鲍瑞美兄妹欢聚。我是小字辈,罗先生和鲍先生已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了,他俩是曹聚仁先生介绍相识的,曹先生对罗先生的评价是“系一位君子,绝对值得相交的”(引自鲍先生5月3日致我传真)。一次晚宴后,罗先生还欣然挥毫,为我书写了一幅他深情悼念中国改革开放代表人物的七绝。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与“绝对值得相交”的罗先生一起逗猫玩。醒来回味,梦境竟颇似当年的情景。那是“九七”前夕,我再一次造访罗先生府上,一只可爱的大白猫躺在客厅大桌上,爱理不理的样子,可见它在罗府待遇之高。罗先生写过一篇可爱的《你爱猫么?》,细述家里养着一头猫,只是借来吓老鼠,并不是为爱猫。结论却是“你爱猫么?我想不一定吧。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不爱。”不一定不爱,那就是爱了。当年一度“左气逼人”,晚年不留情面地自我反省、大彻大悟的“君子”原来还是爱猫人,难怪他在《夏衍和旧梦》一文中描写夏公与猫难舍难分的关系时赞曰:“猫真是通灵的动物。”而今,罗先生可以在泉下与他的好友夏公尽情说猫了。

  

   2014年5月3日罗孚先生谢世后第二天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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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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